1965年3月的一天，阳明山胡适墓前出现了一束花。
不是常见的菊花，也不是百合，而是十朵水仙。
没有落款，没有祭文，只有花香在风里孤零零地晃着。
那天刚好下了点小雨，地上有些泥泞。
这么多年过去了，知道这十朵水仙来历的人，始终没几个。
这事儿最早是胡适的大儿子说漏了嘴。
他说，是收到了一封从美国来的电报：“请你帮我在他的墓前放10朵水仙，不用写明是谁送的，这是我们的约定。” 送电报的人叫韦莲司。
那一年，她已经77岁，远在海的另一头，身体不好，没法亲自来台湾。
但她还是想完成当年的约定。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清楚这件事，还得往前倒三十多年。
1910年代，胡适去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念书。
那会儿他20出头，思想正活跃。
读书之外，他还在写诗，搞翻译，也开始琢磨“什么是自由恋爱”。
说起来讽刺，他是民国倡导自由婚姻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他自己却早早订了亲，还是在没见过对方一面的情况下。
这个“对方”就是江冬秀，安徽人，家世清白，规矩得很。
那时候只有十三四岁，已经缠了小脚。
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搬进了胡家，用今天的话说，从小就在“实习做儿媳妇”。
而在美国那几年，胡适遇见了韦莲司。
当时她是康奈尔大学一个教授的女儿，从小在学术家庭长大，英文好，性格开朗，穿着得体，说话有分寸。
跟江冬秀完全不一样。
胡适被她吸引，甚至在日记里写下：“我见了这么多女子，具有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只有她一个人。”
接下来的几年，胡适给韦莲司写了100多封信。
信里有倾诉，也有试探。
他不是没表白过，但韦莲司一直很清醒。
她也写信回他，但语气总是温和又疏离，劝他安心读书，不要被感情牵绊。
她知道胡适已经订婚，那是旧式家庭的安排。
在那个年代，跨文化恋爱非常难，尤其是像胡适这样的家庭，讲究门第、血统、礼教。
胡适的母亲反对得很坚决。
她觉得“洋人”嫁进来，不懂中国礼数，会毁了一个家。
后来胡适回国，按照母亲的意思娶了江冬秀。
那年是1917年。
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风头正劲，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进了婚房。
江冬秀没读过多少书，话不多，也不怎么笑。
她一生都以“胡家媳妇”的标准要求自己。
她丈夫出名，她就更得收敛自己。
她不是不懂胡适外面有交情，只是不说。
1920年，胡适母亲去世，年仅46岁。
那时候胡适在外地，没能赶回来，送终的是江冬秀。
办丧事、接待亲戚、打理家务，全靠她一个人撑着。
再往后几十年，胡适的事业一路高涨。
做过北大校长，也担任过驻美大使。
他忙着工作，江冬秀则一直在家守着。
两人感情谈不上深厚，但相敬如宾。
没有孩子气的争吵，也没有你来我往的甜蜜。
更像是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
至于韦莲司，她始终没有结婚。
她在美国当了老师，生活平稳，偶尔和胡适通通信。
两人见面很少，大多数时候只是写信。
韦莲司从没给自己争过名分，也没表现过怨怼。
她知道自己在胡适生命里，只能待在信纸上。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享年71岁。
葬礼很隆重，各界名人都来了。
江冬秀站在一旁，穿着黑衣，不哭也不闹，非常得体。
葬礼之后，江冬秀整理遗物，发现了那一大叠信件。
是胡适写给韦莲司的，时间从1914年到1950年代都有。
她没有吵，也没有撕。
只是收好，放进抽屉。
三年后，韦莲司把这些信又寄回给江冬秀。
没有附带解释，也没有要求，只是把它们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有一次，江冬秀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亲戚问她：“你都不生气吗？”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他从来没有纳妾，也没有丢下我。”
那年，江冬秀已经80岁。
有人说，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像一出没有高潮的戏剧，平淡但绵长。
也有人觉得，这其实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隐忍与克制。
说白了，这不是谁爱谁多一点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让人没得选。
胡适有理想，也有软弱。
他的自由，是在制度和家庭之间勉强找来的缝隙。
江冬秀有忍耐，也有底气。
她不是没情绪，只是从不显露。
韦莲司则是最远的那一个，看得清楚，却始终站在界外。
1965年春天，那束水仙花放了一天就被风吹散了。
没有人再去打听是谁送的，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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