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黄同志，你的肺病很严重，必须马上出国治疗。”
1979年的河内，一份冷冰冰的诊断书摆在了黄文欢的面前。拿着这张纸的人，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让人发毛的寒意。
这位越南政坛的“二号人物”，看着眼前这份像是最后通牒一样的文件，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让他去治病，分明就是给他开了一张单程票。
谁也没想到，就在几个月后，这个被“判了死刑”的老人，竟然在几千公里外的异国机场，上演了一出惊天动地的“金蝉脱壳”。
这事儿发生在一九七九年七月。那时候的越南河内，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火药味。自从黎笋掌权之后，整个越南政坛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原来那些跟胡志明主席一起打江山的老兄弟们，一个个都觉得脖颈子发凉。
黄文欢当时的日子，那是相当不好过。作为越共的元老，他跟中国的情谊深得很，当年那是跟胡志明一起在中国搞过革命的。可这在黎笋眼里，就成了最大的“罪过”。黎笋这人也是个狠角色，一边忙着跟苏联那边套近乎，一边在家里搞起了大清洗。凡是跟中国沾点边儿的，或者这时候还在说中国好话的，基本上都被他划到了“另册”里。
一开始，黎笋还没敢直接对黄文欢下手。毕竟黄文欢的资历摆在那儿，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这名头响亮得很。要是直接抓人，怕是堵不住悠悠众口。于是，黎笋就玩起了阴招。
先是架空。黄文欢发现自己办公桌上的文件越来越少，本来该他参加的会议，通知单却总也送不到他手里。出门的时候，身边的警卫换了一茬又一茬，与其说是保护首长安全，倒不如说是要把他看死在家里。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用软刀子一点点地割肉，不疼，但让人绝望。
紧接着，更绝的招数来了。
那天，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进了黄文欢的办公室。他们也没怎么细查，就拿着几张片子，信誓旦旦地告诉黄文欢，说他得了肺结核，而且是那种传染性极强的类型。
这招太毒了。在那个年代，肺结核就跟现在的绝症差不多，谁听了都得躲着走。黎笋这一手，直接把黄文欢给孤立了。谁敢靠近一个带着烈性传染病的副主席？那不是找死吗？
更离谱的是，医生们两手一摊，说国内医疗条件有限，治不了这种复杂的病，必须得去东德治疗。
去东德？黄文欢心里冷笑了一声。那地方当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跟黎笋穿一条裤子。要是真去了那儿，这辈子估计就只能老死在异国他乡了，甚至能不能活到老死那天都得打个问号。
但是，这理由太冠冕堂皇了，让人连拒绝的借口都找不到。你要是不去，那就是讳疾忌医，就是不相信组织；你要是去了，那就是自投罗网。
黄文欢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留下来是死路一条，走出去，或许还能搏那一线生机。
他点了点头，答应了去东德治病的安排。
黎笋那边一听这消息，估计是松了一大口气。只要这老头子一走，国内那些反对的声音自然就消停了。为了防止万一，黎笋还特意安排了一支“医疗队”随行。说是照顾黄文欢的身体，其实就是一群盯着他的特工。
出发的那天，黄文欢收拾得很简单，就带了几件换洗的旧衣服。他看着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心里头五味杂陈。这一走，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02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一架从河内起飞的波音707客机冲上了云霄。
飞机上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黄文欢坐在头等舱里，身边围着一圈人。这些人一个个正襟危坐，眼神时不时地就在黄文欢身上扫一圈。哪怕黄文欢就是去上个厕所，门口也得站两个人守着。
这趟航班的目的地是东德的柏林，中间会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停一下，加油检修。
黄文欢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脑子却转得飞快。他知道，卡拉奇机场是他唯一的机会。一旦飞机再次起飞离开巴基斯坦，进入了苏联或者东欧的领空，那他就真的成了笼子里的鸟，插翅也难飞了。
但是，想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谈何容易？
那一路上，黄文欢表现得特别老实。该吃吃，该睡睡，偶尔还咳嗽两声，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那几个盯着他的特工看他这副德行，心里的弦也就稍微松了那么一点点。毕竟，一个七十多岁的病老头子，能翻起什么大浪来？
飞机飞了几个小时后，广播里传来了即将降落卡拉奇机场的通知。
黄文欢的手心了全是汗，但他把手缩在袖子里，脸上依旧是一副半死不活的表情。
飞机落地，滑行，停稳。
舱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一股热浪涌了进来。机组人员通知大家，飞机要在这里停留大概一个小时，乘客可以下机去候机楼休息。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黄文欢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刚走没两步，身子突然一歪，捂着胸口就开始哼哼。他脸上做出极度痛苦的表情，仿佛下一秒就要背过气去。
旁边的医生——也就是黎笋派来的特工之一，赶紧扶住他。黄文欢上气不接下气地表示，自己胸口闷得慌，心脏受不了了，必须得找个地方躺会儿。
这要是真死在半路上了，特工们回去也不好交差。于是，几个人就簇拥着黄文欢，急急忙忙地下了飞机，直奔机场的贵宾休息室。
到了休息室，黄文欢往沙发上一躺，闭着眼睛就开始养神。特工们见状，也就没好意思贴身盯着，留了两个人在门口守着，其他人则散在周围抽烟聊天。毕竟这是在巴基斯坦，人生地不熟的，他们也不觉得黄文欢能跑到哪儿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的挂钟每走一步，都像是砸在黄文欢的心口上。
离飞机重新起飞还有不到四十分钟了。
黄文欢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扶着沙发扶手，艰难地坐了起来，冲着门口的特工招了招手，说自己想去趟洗手间。
特工看了一眼这个连路都走不稳的老头，也没多想，指了指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示意他自己去。
黄文欢一步一挪地蹭到了洗手间门口。进去之后，他并没有关门，而是故意把水龙头开得很大，让哗哗的水声传到外面。
就在水声的掩护下，刚才那个步履蹒跚的老人，瞬间像是换了个人。他动作利索地洗了把脸，整理了一下衣服，并没有去上厕所，而是转身走向了洗手间的另一扇门。
那个年代的国际机场设计得还没现在这么严密。贵宾室的洗手间，通常都有一个侧门，方便清洁工进出或者是通往其他区域。黄文欢早就把这个机场的结构印在了脑子里，这是他当年搞地下工作练出来的本事。
他轻轻推开那扇侧门，外面是一条空荡荡的走廊。
没有犹豫，没有回头。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爆发出了惊人的体能，快步穿过走廊，直奔机场大厅的出口。
03
冲出机场大厅的那一刻，卡拉奇的阳光刺得人眼睛生疼。
一辆出租车正好停在路边下客。黄文欢二话不说，拉开车门就钻了进去。
司机被这突如其来的乘客吓了一跳，还没等他开口问去哪儿，黄文欢就用英语报出了那个他默念了无数遍的地址：中国大使馆。
出租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
坐在车后排的黄文欢，这时候才感觉到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他不停地回头看，生怕后面有车追上来。
而在机场贵宾室里，那几个特工还在门口聊着天。直到水龙头的水声响了太久，久到有点不对劲了，其中一个人才疑惑地推开了洗手间的门。
空空如也。
只有水龙头还在哗哗地流着水，仿佛在嘲笑他们的无能。
特工们瞬间炸了锅。他们疯了一样冲进机场大厅，到处抓人问有没有看到一个越南老头。但是，茫茫人海，哪还有黄文欢的影子？
另一边，黄文欢已经到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门口。
当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越南老人时，都愣住了。直到黄文欢报出自己的名字，大家才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这可是越南的副主席啊！
中国大使闻讯赶来，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对于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方面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和保护。
黎笋那边得知黄文欢在卡拉奇失踪的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他立刻动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向巴基斯坦施压，要求封锁机场，搜查所有离境的航班。越南的特工更是把卡拉奇翻了个底朝天。
但是，他们注定是白忙活一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中国方面并没有急着安排黄文欢离开。而是在大使馆里把他严密保护了起来，静静地等待风头过去。
那两天，外面的世界为了找他已经闹翻了天，而黄文欢却在大使馆里，安安稳稳地睡了个好觉。
等到黎笋的人以为黄文欢已经逃往了其他国家，放松了警惕的时候，一架中国的专机悄悄降落在了卡拉奇机场。
在严密的护送下，黄文欢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看着窗外那熟悉的景色，黄文欢热泪盈眶。他知道，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04
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体检。
这事儿要是弄不清楚，黄文欢心里始终是个疙瘩。那帮越南医生信誓旦旦说的“肺结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北京的专家团队给黄文欢做了一次彻底的全身检查。
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沉默了，紧接着是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怒。
根本没有什么肺结核！
黄文欢的肺部确实有一个阴影，大概3.5厘米大，但那不是结核病灶，而是一个肿瘤。
确诊了，是肺癌。
这一下，真相彻底大白了。
黎笋集团这招实在是太毒辣了。他们明明查出了黄文欢患的是癌症，却故意告诉他是传染性的肺结核。
这一字之差，就是要人命的。
如果是肺结核，那就只需要吃药控制，不需要动手术。而对于癌症来说，不动手术切除，那就是在等死。黎笋这是算准了，要把黄文欢以“治病”的名义送得远远的，然后让他在异国他乡，因为错误的治疗方案，慢慢地、痛苦地耗尽最后的生命。
而且，给他扣上“肺结核”这么个传染病的帽子，就算他死在外面，也没人愿意去接近他，去探究真正的死因。
黄文欢看着手里的诊断书，手都在抖。他不怕死，但他没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党和国家，现在的领导人竟然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好在，他到了中国。
中国医生立刻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对于这种早期的肺癌，只要切除及时，存活率是很高的。
手术非常成功。那个原本被黎笋当成“催命符”的肿瘤，被彻底切除了。黄文欢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
身体好了，精气神也就回来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就在黄文欢抵达北京不久，一场震惊世界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聚光灯下，黄文欢精神矍铄，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刚动过大手术的癌症病人。面对着全世界的媒体，他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直接炸得河内那边人仰马翻。
他揭露了一个被黎笋集团掩盖了整整十年的惊天秘密——胡志明主席的遗嘱，被篡改了！
原来，胡志明主席在去世前，对自己身后的事情安排得清清楚楚。
老爷子一辈子简朴惯了，他在遗嘱里明确写着：死后不要搞什么遗体保存，直接火葬。骨灰分成三份，分别埋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山上。这样既卫生，又节省耕地，还能让他在死后也能看着祖国的统一。
除了后事，胡志明更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发展。他在遗嘱里千叮咛万嘱咐，越共一定要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要跟中国和苏联都搞好关系，绝对不能搞一边倒。还有，战后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减免农民一年的农业税。
可是，这一份充满了智慧和温情的遗嘱，到了黎笋手里，就被改得面目全非。
黎笋为了神化胡志明，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完全无视了火葬的遗愿。他请来苏联专家，搞了个水晶棺，把胡志明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还要大兴土木修建陵墓。这不仅劳民伤财，更是对逝者意愿的极大不敬。
更恶劣的是，黎笋把关于“团结”和“减免税收”的内容统统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那些煽动民族仇恨、破坏中越关系的私货。他拿着这份伪造的遗嘱，把越南绑上了反华的战车，把整个国家拖进了战争的泥潭。
黄文欢的这番话，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黎笋的脸上。
全世界都哗然了。黎笋集团统治的合法性，瞬间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连自己领袖遗嘱都敢篡改的人，他说的话，还能信吗？
05
黎笋在河内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必死之局，竟然被黄文欢给破了。不仅人没死，还反过手来给了自己致命一击。
恼羞成怒的黎笋，立刻宣布开除黄文欢的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甚至还搞了个缺席审判，给黄文欢安了个“叛国罪”，判处死刑。
但这会儿，这种判决也就是个笑话。
黄文欢在北京，住着宽敞的房子，吃着家乡口味的饭菜，身边有最好的医生照顾，还有老战友们陪着聊天。
他在中国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十一年。这十一年里，他也没闲着。他写回忆录，写诗，通过各种渠道向越南人民传递真相。他看着中国搞改革开放，日子越过越红火，心里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第二祖国强盛了，难过的是自己的家乡还在黎笋的折腾下受穷。
那时候的越南，因为穷兵黩武，经济简直是一塌糊涂。老百姓买把青菜都得扛着一麻袋钱去，通货膨胀率高得吓人。这就是黎笋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好日子”。
一九八六年，那个不可一世的黎笋，在内忧外患中病死了。他死的时候，留给越南的是一个烂摊子，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和崩溃的经济。
而那个被他判了死刑的黄文欢，却一直活到了一九九一年。
这事儿说起来，真是有意思。
黄文欢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分成了两份。一份留在了中国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跟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中国老战友们葬在了一起。另一份，则被撒在了红河的源头，顺着滔滔江水，流回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越南。
即便到了最后，他也用这种方式，完成了胡志明当年没能完成的心愿——回归自然，魂归故里。
如今回头看这段往事，真是让人忍不住感叹。
黎笋为了权力，不惜对战友下毒手，甚至连死人的遗愿都敢改，以为这样就能只手遮天，万世长存。结果呢？国家被他搞得民不聊生，自己也落得个声名狼藉，死后还被人戳脊梁骨。
而黄文欢，虽然被迫背井离乡，但他守住了良知，揭开了真相。他在异国他乡得到了善终，赢得了生前身后的名。
这两个人的结局，就像是一场早就写好的剧本。
那个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的人，最后什么也没留住；那个看起来一无所有被迫逃亡的人，最后却赢得了一切。
这大概就是老话说的吧，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这本账，算得可清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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