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延安抗大的窑洞里，朱德在讲授《党的建设》的时候有一段插曲。原本所准备的课程内容，由于学员们递条子表示想要听取国际形势分析，朱老总便顺着这个话题进行了较多内容的展开讲解。临近课程结束的时候，发现原定的党建相关内容还没有进行太多讲解，于是只能够念起了讲稿。这时当时27岁的康克清突然站起来说，讲课不可以念讲稿，念讲稿谁不会，我也会念。
要想理清这场风波的实质，就需要先去观察抗大所特有的民主氛围。那个时候毛泽东亲自讲授《唯物辩证法》，倡导启发式教学，课堂互动原本就很活跃。康克清直率地发言，放在今天或许会显得有些突兀，但是在上下级一起吃小米饭、一同开荒种地的环境里，却反而彰显出官兵一致的坦荡。另外后续在支部会上学员们对康克清进行批评的时候，重点并非是她提出意见这一本身的事情，而是着重强调你们夫妻关起门来怎么争吵都是可以的，不可以把情绪带到课堂之上。这种自觉地区分公私场域的做法，要比现在某些单位把会议开成家庭茶话会的做法高明很多。
我认为康克清那句我也会念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对于教学质量有着更高的期望。张震之后回忆抗大生活的时候提到，朱德讲课比较随和，毛泽东则是启发式、研究式的，如同谈心一般。对比起来或许康克清期望身为总司令的丈夫也能够达到同样的讲课水平。这高标准严要求，和她之后在妇联工作中雷厉风行的作风是相同的。
历史对于这段往事的记载方式是值得去琢磨的。在元光小学的党史故事当中，这件事被处理成了康克清奶奶认错的品德教育素材。而在张震的回忆录里面，把学员们批评康克清的整个过程客观地记录了下来。这两种叙事的角度，如同硬币的两个面一样：既认可批评监督的正当性，又凸显出虚心接受的态度。这样的一种平衡感，或许就是延安时期政治生活的精华之处所在。
话又说回来，在延安这类以下犯上的情况比较常见。有一次在军事课上，有学员当场指出教官讲解的战术已经过时，教官当场就承认错误并且修改教案。在知识面前的平等，比职位的高低更为重要。如同毛泽东常常所说的：真理不在谁的官职大，而在于谁所说的是正确的。
康克清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很有意思。她后来自己回忆，支部会议结束之后朱德有三天没有和她讨论工作。直到她主动提及某个战术问题，老总才笑着点她的额头说：“你这丫头，批评我念稿子，现在反倒来请教了？”这种革命伴侣之间的微妙互动，比任何官方的记载都更加鲜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的光彩。
现在重新阅读这段往事，2023年中央纪委通报存在一些领导干部搞一团和气的情况，再回过头来看康克清当年的较真，这就体现出某种跨越时空的警示意义，真正的团结并非是和稀泥，它正好是建立在对事不对人的坦诚基础之上。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康克清的故事存在让人反复去琢磨的地方，是因为它关联到组织生活的永恒性问题：当私人关系和公共角色出现重叠时，如何保持原则的坚定？她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示范，首先成为合格的党员，之后再成为贤内助。如同她之后面对文革造反派逼供时所说的那句强硬的话语：我和老总都没有反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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