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深夜，彭县电报局灯火通明，密密麻麻的摩尔斯电码穿过寒风传向各处军分区。几分钟后，成都的国民党四川行辕便陷入慌乱——刘文辉通电起义，川西战局瞬间翻盘。熟悉刘氏脾性的幕僚明白，这封电报并非仓促之作；它的伏笔，其实早在1935年大渡河畔就埋下了。
要追根溯源，得先看刘文辉的成长轨迹。1895年，他出生在四川灌县一个殷实人家。14岁进四川陆军小学，随后又在保定军校熬了三年苦功。保定毕业证书在当时等同于金字招牌，他靠这张招牌，很快被叔父辈的刘湘引进川军序列。20岁出头的上尉参谋，短短四年进升少将旅长，这种速度在军阀混战年代实属罕见。
十年拼杀，刘文辉把宜宾—自贡—乐山一线握在手里。1929年，他坐上四川省主席的位置，拥兵十四万，税收与盐利尽入囊中。蒋介石对这位“川康双刘”之一既讨厌又忌惮：讨厌他的反蒋言论，忌惮他“问鼎中原”的野心。也是从这一年起，刘文辉与刘湘的裂痕越拉越大。
1933年那场川西混战，是两人彻底决裂的标志。蒋介石扶刘湘、压刘文辉；联军四面夹击，刘文辉被迫弃成都，率不足两万残部退到雅安。昔日川省土皇帝，跌成西康边地“流亡军阀”，更别提什么问鼎中原了。
西康这块土地贫瘠却辽阔，三十三县、两百万人，藏彝众多，中央势力鞭长莫及。刘文辉看准机会，在雅安、康定推行怀柔兼高压策略；修电站、整商税、办学校，短短两年把“川边道”改制为西康省。1935年初，他成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算是东山再起的第二张底牌。
同年五月，中央红军北上经过西康。蒋介石急令二十四军在大渡河沿岸设防，尤其是泸定铁索桥必须毁掉。毁桥意味交通命脉被切断，也意味中央军将借机进入西康。刘文辉不愿意让蒋的嫡系插手自己的地盘，于是亲赴泸定督战。
泸定桥横跨怒吼的大渡河，两百多米长的十三根铁索闪着冷光。蒋介石电令一句“砍断”，措辞生硬。刘文辉回电推托：“桥为康熙御批兴建，斩断有违典制。”表面是尊古迹，实为拖时间。他随后向部下下达另一道口令：“只拆几块木板，留桥未断，守军后撤五里。”
“拆桥？不，全断了就难恢复。”他低声对参谋嘱咐。参谋有些错愕，却还是执行。桥面留下断续木板，守军也不再死守。三天后，红军突击队踏着仅存的木板与铁索冲过泸定桥，飞夺成功。薛岳从后方追来时，只剩下一地狼烟。
泸定一役给刘文辉两个深刻提醒：一是中央军未必可靠；二是共产党并非传闻中的“洪水猛兽”。此后，他派人暗中与中共保持联络，还悄悄转移部分辎重到康北山区，以备变局。抗战爆发，刘文辉拿出五十万元支援前线；刘湘出师宜昌阵亡后，四川大权落入南京政府手里，但西康始终插不上旗，这让蒋介石头疼不已。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复燃。蒋介石要求“川康一体托管”，刘文辉以地方自治为由应对，实则加紧扩编保安团，补充弹药。1948年春，他派密使赴香港与中共代表接触；同年秋，川西地下党组织在康定正式建立联络站，双方的通信越来越频繁。
1949年初，解放军强渡长江后，蒋介石散布“决战川西”计划，命令胡宗南、邱清泉向成都集结。刘文辉算得分明：若死守西康，势必成瓮中之鳖；若联手解放军，可保家族安全，更可保持政治资本。于是便有了开篇那封通电，通电中除了“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外，还特别点出“西康军政民众愿保全泸定铁索桥遗迹”，算是向十四年前那次“留桥决定”致意。
通电一天后，刘文辉的部下邓锡侯、潘文华等陆续响应。蒋介石只好搭机离蓉，西南大局就此定音。进入新时期，刘文辉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又获一级解放勋章。林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等职务，让这位旧军阀完成身份转型。
他晚年并无“功成名就”的豪言，倒常念叨一句四川方言：“人头马面，好歹要留条路走。”如果把这句话放到飞夺泸定桥前的那个黄昏，或许更能体会其中深意：铁索桥没有被全部拆毁，既让红军赢得先机，也为刘文辉自己留下了通往未来的栈道。十四年后，他踏着这条“后路”，实现了从军阀到新中国干部的巨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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