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新疆的风沙刚刚停歇，杨勇在乌鲁木齐军区礼堂结束一天调研，秘书递上一份加急电报。电报只有一句简短指示：立即赴京商议职务调整。熟悉军队节奏的人都明白，一场新的任命正在逼近。

飞机在凌晨落地首都机场，杨勇顾不上休息便直奔京西宾馆。叶剑英已等候多时，他开门见山：“广州军区政委空缺，希望你挑起来。”语气诚恳，却也透着决断。

听到“华南”二字，杨勇的眉头轻微一跳，却并未立即表态。他端起茶杯，轻啜一口，再放下，才慢声回应：“老帅，福州军区司令员位置正空着，我更合适那里。”

叶剑英略显惊讶：“为何偏要福州？”杨勇的回答只有一句，“不想占别人位置，也不愿给总部添麻烦。”一时间屋里气氛略显凝重。叶剑英没有继续劝说，只说了句“组织再研究”便作罢。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第二天，汪东兴同样试探他的态度。得知杨勇还是那个理由，汪东兴失笑：“脾气没变。”杨勇笑而不语。对话就这么结束，短短几句却将将军的性格勾勒得一清二楚。

话说回来，杨勇提出“空缺岗位优先”并非客套。皮定均殉职后，福州军区确实群龙无首；而广州军区已有许世友坐镇，仅缺政委。杨勇认定，司令员才能发挥自己多年带兵经验，政委岗位则容易出现“职能重叠”。

时间线往前推二十余年，1958年10月，杨勇率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那一天前门车站人山人海，周总理亲自打拍子领唱《志愿军战歌》。杨勇在人群簇拥中没有多说风光话，只对周总理报告：“志愿军全部安全返国。”简短得可谓军人本色。

回国后他曾长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训练、基建、后勤样样抓，硬是把首都卫戍圈磨成一把快刀。之后又调沈阳、新疆，一路辗转，哪里缺人手就去哪里。正因如此，他对“空缺”二字尤其敏感，自觉不能让组织为难，更不能挤掉任何在岗同志。

1973年至1977年，新疆形势复杂，基础薄弱。杨勇在天山南北跑了整整四年，从兵站到兵工厂能走的都走遍了。当地干部后来回忆：“老杨把全区当成战斗前沿，连饮水工程都要亲自盯。”这样忘我的工作劲头，也奠定了他在高层眼中的“救火队长”形象。

广州政委职位无疑重要，但司令员许世友的指挥风格刚猛直接，两人若搭档，恐怕需要时间磨合。杨勇清楚自己的性格偏沉稳，担心“快刀”与“慢刀”切菜节奏不同，干脆主动请缨去福州，既避锋芒，也补空缺。说白了，这是一种既为集体又为自身考虑的务实选择。

然而组织另有盘算。叶剑英、耿飚、邓小平等人综合多方意见后，决定由杨成武赴福州，杨勇调总参谋部任副总参谋长，协助邓小平统筹全局。任命文件在8月下旬正式下达。得知结果，杨勇只是点点头：“服从安排。”再无多言。

总参的事务纷繁复杂，邓小平当时分身乏术，很多日常工作都压到杨勇肩上。试想一下，一个久在一线带兵的将领，突然坐进文件成堆的办公室，压力可想而知。可杨勇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三个月内把两个大项计划推上流程，办公室同事直呼“老杨像发动机”。

1978年秋，他率团访问南斯拉夫。当地接待规格略低，南军总参谋长斯塔查后来得知杨勇真实职务，专门向他致歉。杨勇摆摆手：“不必。”一句“咱们同为军人，任务要紧”便把尴尬抹平。

1979年之后，总参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邓小平想让杨勇接棒总参谋长，最终因多方意见，改由杨得志任职。外界以为杨勇会失落，没想到他在内部会上主动提出“全力支持老伙计”，随后陪杨得志跑遍南北边海防线，为交班做足铺垫。

1982年底，杨勇查出肺部恶疾。医生劝他暂停工作，他摇头：“活着就要干活。”次年1月，他病情恶化，仍坚持听每日简报。1月6日凌晨，病房灯光未灭，他静静合上双眼，享年71岁。

按照军委要求，追悼仪式从简。送行那天，北京冬雪初霁，军乐团只奏一遍哀乐。有人注意到，灵车前悬挂的挽联写着：“一生不占人位，万众共守边陲。”字不多，却把他的倔强写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