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北京阜成门外的办公楼里，负责老干部甄别工作的审核小组收到一份厚厚的卷宗。工作人员翻到最后，签名处写着“袁殊”，接着又看到一行端正的小字——“申请恢复本名”。章子刚落，会议室短暂沉默。有人低声问：“他想用回真名？”另一位年长的同志把卷宗合上：“他说，自己的过往经得起检验。”
卷宗前页是中组部甄别意见，落款时间是1982年1月20日。这天，距袁殊在看守所被解除监管正好七年。也是这天，他终于等到结论：三十一年党龄全部恢复，级别仍按旅级待遇执行。文件很干脆，却挡不住纷杂的议论声。有人记挂着“潘汉年案”的烙印，有人只记得那身日本呢料大衣与流利的日语。甄别组还是决定请当事人本人来补充材料，以求“历史完整”。
二月的某个午后，瘦削的袁殊在家人搀扶下走进那间会议室。椅子刚落脚，他先递出一本破旧的袖珍日语词典——封底贴着1933年的上海邮票。袁殊说得很平静：“这本词典，帮我混进岩井公馆，也帮我把日文密电译成中文。”在场的年轻干事一时摸不着头脑，年长者却听懂了：那是他早年潜伏日本情报机关的凭证。
袁殊的情报生涯要追溯到1931年秋。那年10月，上海咖啡馆里，潘汉年对他说：“你读新闻，也懂日文，能进中统。”一句话，将他从左翼文坛推向地下战线。之后的十几年，他穿梭在中统、军统、青洪帮与岩井公馆之间，身份一变再变。听起来像谍战小说，可每个环节都能在对方档案里找到签名——这恰恰是他屡次脱困的原因。
1935年“怪西人案”爆发，军统顺势收网，袁殊却从审讯室里出来，口袋里多了一张军统委任状。外界只当他又一次“站错队”，上海地下党组织迫于安全考虑，将他名字从秘密党员名册中划掉。这条处理意见让他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了“孤线”；直到1943年，他才靠冯雪峰的牵线，再度取得组织联系。那时，他已混入汪伪高层，为我党连续送出日军在华补给、航线以及兵力调配等绝密情报。有关材料事后对比，准确率接近百分之百。
抗战胜利后，袁殊把上海房产折价捐给八路军办事处。1946年，他以“曾达斋”之名进入山东解放区，编制定为旅级。改名是曾山部部长出的主意，“把旧身份切干净，好重起炉灶”。袁殊没犹豫，毕竟那时他身上至少背着五重身份，任何一个都可能让国民党或日本残部找上门。
革命胜利了，风向却再一次突变。1955年夏天，“潘汉年案”调查扩大，袁殊被列为关联人。在北京的一所军队招待所，他被反复讯问“潜伏期间是否曾主动为日方效力”。袁殊只扔下一句话：“工作授命来自党组织，理由我讲不出更多。”没有确凿指控，可他还是被关进秦城，一待二十年。那段岁月，他的家人四散漂泊，儿子曾龙读大学时甚至不知道“袁殊”这个名号，只能在档案里填“曾达斋，1955年因特嫌被捕”。
1977年，中央决定对历史遗留问题全面复查。袁殊获释后，第一次坐火车出站时，头发花白，体重只有九十斤。站台上他儿子迟疑地喊：“父亲？”老人抬头，声音沙哑：“是我。”见面不到半小时，袁殊塞给儿子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那是他暗记的联系方式，包含几位仍在职的老同志姓名。显然，他想为自己洗清仍在奔走。
复查结论历经五年，最终落定：情报工作属特殊战线，袁殊无叛变行为，原党籍恢复。消息传开，一些老朋友才恍然：原来当年带着浓重日本口音的“汉奸记者”，一直是自己人。也有人窃窃私语，质疑他“全身而退”的神奇。对此，袁殊淡淡一句：“凡事留痕，纸里总包不住火。”
平反文件发到手，他的要求很简单——不用再叫曾达斋，改回袁殊。“我过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审查组同意，理由同样简短：历史应以真名标注。对话记录留下一行字：“本名恢复，其他无要求。”
身体状况却拖不住。多年看守生活让他患上严重高血压和记忆混乱。八十年代中后期，老同学聂绀弩听说他沉疴在床，托人捎来一句歉意：“误解太深，我当年话重了。”袁殊微微一笑，再无回应，似乎也不想再翻旧账。
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骨灰安放八宝山烈士公墓。骨灰盒上那面党旗并不起眼，却切切实实盖住了他一生的怀疑声。次年，他留给家属的那本袖珍词典被捐给军事博物馆，展柜标牌写着：袁殊使用过的工作用品，1933—1945。牌子不长，却足够说明他在隐蔽战线上的分量。
有人统计过，从1931年进入中央特科，到1982年恢复名誉，袁殊在特殊战线上整整奉献了半个世纪。密电、暗语、掩护、怀疑，构成了他的全部岁月；唯一不变的是那句“我过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它既是申辩，也是一名情报员对生涯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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