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北京的夜气温已降到零度，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值班室却灯火通明。一封没有落款的快递被拆开，纸面上只有十几行字：“曹文庄、刘玉辉、三张信用卡、网球会所。”张京文盯着这行笔迹，轻声道：“味道不对。”
十几年来，药品审批环节一直被外界视作“深水区”。业内流传一句话——“批件就是印钞机”。这一晚，张京文决定顺着那串意味深长的名字，去摸一摸水底的暗礁。
曹文庄1962年生于山东，药学背景，秘书起家。从郑筱萸办公室里走出来后，官至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表面一尘不染，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午饭吃食堂，让不少部委干部都觉得“过于朴素”。可正因这种刻意的“普通”，张京文认为不能掉以轻心。
反贪局挑了五名侦查员，夜里贴身跟踪，白天照常办公。三个月过去，侦查记录薄上只有“公交”“地铁”“回家”几个关键词。如此“规律”，更像精心设计的封闭空间。张京文当即收队，放弃常规蹲守，改从资金和社会关系切入口。
同年12月，银行流水调取完毕。侦查员发现，曹文庄工资卡四年未动，而他十六岁的儿子学费却一次性付清。钱从何来？线索顺着电话清单冒出来——高频联系人刘玉辉。此人曾在中国药学会任职，后“下海”帮企业跑批件，业内称其“能搞定”。标靶出现，侦查节奏彻底加速。
春节前夕，张京文接到一个陌生号码，对方自称药企老板，要当面举报。“地点你来定。”张京文没多问。两天后，他们在建国门一家高档餐厅碰头。对话不到一分钟便冷场。张京文放下筷子起身，那老板慌忙拉住他，小声说：“材料在车里，我怕被人盯。”一句话，道破了举报人的恐惧，也坐实了曹文庄在圈里的“威慑力”。
举报材料显示：四家企业在2003至2005年间，通过刘玉辉向某司长行贿数百万元，只求批件提前下发。批件编号与曹文庄经手时间完全吻合。线头越来越清晰。
3月初，侦查员跟拍到曹文庄周末打网球。地点在长安街某五星级酒店的健身中心。门禁系统记录显示，他刷的是“刘玉辉”名义的会员卡。年费1.3万元，单次消费另计。张京文判断：刘玉辉是突破口，当天即签发拘提令。
被带到看守所的刘玉辉双手哆嗦：“我就是请他吃了几顿饭。”审讯一度僵持。张京文换了策略，让一位在暗访时与刘玉辉有短暂接触的老侦查员出面。“再想想，咱们在哪碰过？”一句提醒，刘玉辉面色骤变。凌晨三点，他交代出第一笔大额会员卡和信用卡的支付单据。
然而提到曹文庄，刘玉辉突然噤声。“你有什么顾虑？”张京文询问。刘玉辉低声答：“他说过，谁敢咬他，他就让谁后半辈子不好过。”寥寥几字，透出对方的心理阴影。张京文没有继续逼问，而是安排六名干警驻所，日夜做疏导，逐条核对财务明细。三十昼夜，账本、票据、U盘，全被翻了出来。
4月20日凌晨，刘玉辉补充口供：曾向曹文庄递现金三十余次，共计七百万人民币、二十万美元，另送高档房产两套。拿到这份笔录，张京文立即报送高检院，申请对曹文庄采取强制措施。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行贿人魏威浮出水面。此人持外籍护照，频繁往返中韩，手握多款注射液批件。4月底，魏威在首都机场落网，他的行李中夹带一份“审批进度表”，清晰标注了曹文庄签字日期。至此，证据链闭合。
2006年5月，曹文庄被正式逮捕。面对卷帙浩繁的账本，他最先辩称：“都是秘书代办，与我无关。”可银行流水、房产证、会所消费记录，以及刘玉辉、魏威的多份对质，让辩解显得苍白。三个月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罪名为受贿、玩忽职守。
2007年7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曹文庄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书用“社会危害严重”评价他的所作所为——多款质量存疑的药品因其批件顺利上市，直接威胁公共安全。
宣判当天，医药圈几乎炸锅。有人惋惜“少了条活路”，更多业内人士暗自松了口气：审批乱象终于露出裂口。张京文却没有留下来听议论，他带队返回办公室，将案卷整理归档。面对记者追问，他只说了短短一句：“表面清廉更危险，因为公众不易察觉。”
年末，全国法制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演播厅举行。灯光扫过，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位“局长”。张京文登台时摘下眼镜，扫视台下：“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所有深夜亮灯的案管室、看守所，才是支撑这场斗争的底色。”说罢，他鞠了一躬，握紧手中的奖杯，转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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