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1日黄昏，乌加河两岸寒风刺骨，薄冰碎裂的声音此起彼伏。火舌在水面上反射，日军重炮一轮轰击刚停，河东岸的第302团团长郭景云捂着渗血的左臂，向副官低声吩咐：“桥塌之前，谁也别让他们过来。”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
炮火硝烟中，人们往往只看到亮眼的结果，很少有人回头追问：为何会在这里拼到血肉横飞？故事得从一个月前说起。2月初，傅作义在五原失利，绥西防线被日军第26师团撕开口子，35军伤亡过半，只得边打边撤。日军一路追杀近三百公里，直逼宁夏门户，西北一片风声鹤唳。傅作义收到重庆电报——上调兰州整编，待遇不薄，可他只回了两个字：“不去。”
此时的绥远兵力空虚，枪声稀疏得可怕。傅作义调来屯垦旅、游击旅，把零散伤员、辎重兵全部归拢，总人数勉强恢复到一万五千。账面数字看似可观，实际上能冲锋的不到一万。更棘手的是，五原城里有伪蒙军和王英部队四个师，外加日军警备力量，总数刚好也是一万五千。用行话说，“纸面五五开，质量二八分。”
有意思的是，日军内部也在扯皮。驻蒙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嫌五原太远，主张撤；参谋长田中新一坚持死扛。两人吵赢了嘴仗，却输在资源上——冈部不愿再给一个正规步兵联队，只答应把伪军塞进去凑数。于是五原成了座空心城，看似热闹，骨架很虚。傅作义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决定先城后援，打蛇七寸。
计划里最危险的环节，是切断包头—五原之间唯一的陆路。任务落在第101师，进一步说，落在郭景云那支只剩八百人的302团。3月20日晚，他带着部队悄悄逼近乌加河木桥。桥头有鬼子一小队守着，岗楼灯光晃动。突击队员猫腰泅水，先摸掉哨兵，再安放炸药。零点刚过，闷雷般的爆炸搅碎了夜色，乌加河成了断头路。
同一时刻，五原城方向枪声骤起，新31师、新32师猛打旧城。按照傅作义的想法，只要郭景云顶住一天，城里伪军必乱。事实证明判断精准。21日中午，包头方向的增援部队赶到乌加河北岸，多达八十辆汽车，粗算一个野战联队。他们没想到桥已断，一头撞上302团密集火力。日军试图抢修桥梁，工兵刚放下木料就被机枪压得抬不起头。第一轮下来，尸体横七竖八，河水瞬间被染成黏稠暗红。统计显示，仅这一轮，日军损失四百余人。
下午两点，鬼子改用橡皮舟强渡。郭景云索性把机枪阵地前移到河滩，轻重机枪轮番开火，顺带掷出迫击炮弹。橡皮舟刚离岸就被打成蜂窝。又是两个小时，日军伤亡突破二百，还没踏上东岸一步。此时302团伤亡不过百人，战损比前所未见。傅作义在指挥部得知数据，只吐出一句：“老郭稳！”
紧张局势并未结束。黄昏前，日军一个中队摸向上游企图绕侧翼。郭景云发觉后，抽调一个连尾随，等鬼子翻上河堤才突然开火，把对方逼回河谷。三小时拉锯，侧翼稳住。与此同时，董其武亲率301、303团赶来扩大道防线。两翼火力合围，乌加河成了日军的“血盆”。
傍晚，五原旧城已全部拿下，伪蒙军四个师交械投降。新城里只剩特务机关和日本宪兵顽抗。孙兰峰把山炮推到两百米处，连轰几发，墙体坍塌。突击队涌入巷道，刺刀、马刀混战，日警机关长桑原被击毙，残敌无一逃脱。夜色降临，傅作义下令全军后撤，避免与尾追而来的主力日军硬拼。
22日凌晨，日军终于跨进五原，迎接他们的只有遍地同袍遗体。冈部直三郎面色铁青，只得命令回撤包头。可公路两侧堤坝早被预埋炸药。退兵途中，大坝被引爆，洪流淹没道路，车辆倾覆，人马乱成一团，而35军两个师从侧面敲击，日军被迫丢下辎重，深夜狼狈溃退。
整场五原反击，从3月20日晚到22日清晨不过三十余小时，35军歼灭日伪兵六千，最亮眼的数字来自302团——以八百人代价，击退一个联队，毙敌近七百，创下正面战场少见的战损比。郭景云两处中弹，坚持到最后清点弹药才后撤。军报只写一句：“郭团表现优异。”外人也许觉得轻描淡写，懂行的人却知道，这是北方草莽对好汉最高的褒奖。
傅作义因五原大捷获“国光勋章”，郭景云晋升101师师长。此后几年，察绥军在西北顽强存在，直至抗战胜利。命运多舛的是，解放战争中，昔日同袍各奔前程，董其武、孙兰峰起义，郭景云则在新保安战役自戕。英雄落幕，有人唏嘘，有人沉思，但那条乌加河的桥与那场匪夷所思的战损比，依旧让后人惊叹：800对8000，也不是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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