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江南的暑气还未散尽。澄锡虞一带的稻田里，穗子刚抽齐，绿沉沉地铺到天边。可在这片宁静之下，暗流却在不断地涌动着——日寇与伪军谋划许久的第二期“清乡”，像一张无形的网，正悄悄向这片土地罩下来。
根据上级指示，无锡县漕东区大多数党政干部已陆续撤出，只留下少数同志在原地坚持。
芮泗乡的王彬南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以“看风水”作掩护的地下党员，对这里的沟沟坎坎、村村户户，熟得像自己的掌纹。
八月中的一天，天色刚亮透，芮埭镇北的傅家沿村还沉浸在晨雾里。王彬南正在一户人家商量事情，忽然听见村口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还夹杂着狗叫声。
他心头一紧，推开窗缝朝外瞥。只见一小队人正沿着村道散开，土黄军装，刺刀在晨光里泛着冷光。
来不及多想，王彬南压低身子从后门闪出去，沿着田埂就往东跑。东边半里外是江家村，那里人家密，巷子多，好藏身。
他跑得不慢，可刚出傅家沿村不过三分钟，身后就炸开一声喊：“站住！再跑开枪了！”
王彬南头也不回，直接加快脚步。身后直接炸开了锅，对方不停吆喝着，狂追而来，王彬南能听见皮靴踏在土路上的闷响，越来越近。
江家村就在眼前。
王彬南冲进村口，继续往东奔。可刚过两三户人家，就听见西头传来砸门声、哭喊声，敌人已经进村了。
再跑几步，王彬南忽然意识到不能出村了。
村外是一片开阔稻田，跑上去就是活靶子。王彬南刹住脚步，目光急扫——左边是一户矮墙院子，门虚掩着。他一步跨进去，反手带上了门。
堂屋里坐着个小姑娘，正低头摇着纺车。纱轮嗡嗡地转，声音绵密又安宁。她约莫十四五岁，瘦瘦的，梳两根辫子，听见动静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诧。
王彬南喘着气，声音压得低而急：“小姑娘，我是新四军，日本鬼子在捉我，你家能让我躲躲吗？”
小姑娘盯着他看。
忽然，她眼睛亮了一下——她认出来了。
去年春天，这人来过村里，拿着罗盘，说是看风水的先生。就在村口老槐树下，他给围坐的乡亲讲过新四军打鬼子的事，说他们专帮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时她挤在人群里，听得入了神。
“你是……那个讲故事的先生？”她声音细细的。
王彬南点头，耳朵却竖着听外头的动静。喊叫声、踹门声越来越近，夹杂着日寇含糊不清的呜哇乱叫。
小姑娘站起身，有点慌。
她四下张望——家里空荡荡的，里屋只有一张床、一口柜，藏不住人。柴房堆满了稻草，可敌人肯定会翻。
就在这时，门外已传来伪军的吆喝：“挨家搜！看谁家敢藏！”
小姑娘一咬牙，走到墙边，摘下挂在那儿的一顶旧草帽，转身就扣在王彬南头上。草帽很大，遮了他半张脸。
“坐着，别动。”她说，声音有点抖，却又带着一股劲儿。
王彬南会意，顺手拎过墙边一只小竹凳，坐到纺车旁边的屋角里。他微微弓着背，让身影陷在阴影中。
刚坐定，门就被踹开了。
闯进来的是两个伪军保安队，枪挎在肩上，帽子歪戴着。门外还站着一个日寇，握着步枪，眼神凶厉地扫进来。
伪军先看见站在纺车旁的小姑娘。一个瘦高个儿上前一步，厉声问：“看见新四军没有？”
小姑娘——邹彩英，手指捏紧了衣角，脸上却露出些孩子气的茫然。她点点头，声音清脆：“看见的。”
“在哪儿？”另一个伪军逼上前。
彩英抬手就往东指：“从场上跑过去了，往东边。”
两个伪军对视一眼，正要转身，目光却扫到了屋角的王彬南。瘦高个儿一下子瞪起眼，枪口抬了起来：“他是谁？”
彩英脸色白了白，忽然小跑过去，一把抱住王彬南的胳膊，身子微微发抖。她仰起脸，带着哭腔说：“他是我大哥阿根荣，刚从田里回来……他不是新四军，你们别抓他……”
王彬南这时慢慢站起来，顺手摘下草帽，当作扇子不紧不慢地扇着风，垂首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他裤脚卷到小腿，腿上还沾着湿泥，脚上是一双旧草鞋，鞋边还粘着草屑。
那个日寇在门口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伪军凑过去听，又回头打量王彬南。看他那副样子，确实像个刚下地的庄稼人。
瘦高个儿还有些疑心，盯着王彬南问：“你叫什么？”
彩英抢着答：“他叫阿根荣，我是他妹妹彩英，爹娘走亲戚去了，就我俩在家。”
她话说得快，带着孩子气的急迫。王彬南配合着点头，脸上堆起憨厚的笑，还用草帽扇了扇脖子：“老总，天热，我刚锄完豆子回来歇歇。”
这时，门外另一个伪军喊起来：“队长说东头有动静，快追！”
屋里的两个伪军再不犹豫，狠狠瞪了一眼，转身冲出门去。脚步声杂乱地往东远去了。
门还敞着，阳光斜斜照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明亮的光斑。彩英还紧紧抱着王彬南的胳膊，直到外头的声音彻底消失，她才松手，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
王彬南扶住她，低声道：“小姑娘，谢谢你。”
彩英摇摇头，眼圈有点红，却咧嘴笑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讲的故事，我都记着呢。”
王彬南走到门边，小心往外看。村道上空荡荡的，远处还有狗叫，但追兵确实往东去了。他回身，郑重地对彩英说：“今天这事，对谁都不要说，连爹娘也暂时别提。敌人可能还会回来。”
彩英认真点头：“我晓得。”
王彬南不敢久留，他必须趁敌人没反应过来，赶紧往南转移。临走前，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塞到彩英手里：“这点粮票你藏着，万一……万一以后有事，去找芮泗乡姓李的货郎，就说‘风水先生托你来的’。”
彩英握紧布包，看着他弯着腰，贴着墙根快速消失在巷子拐角。
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心还在扑通扑通跳。纺车静静立在堂屋中央，纱轮上的半截棉线轻轻晃动。她走过去，坐下，重新摇起纺车。嗡嗡声又响起来，绵密，安稳，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只是墙上少了一顶草帽。
那年秋天，日寇的“清乡”终究没能扑灭这片土地上的火种。王彬南安全转移，继续在其他地方坚持斗争。而江家村那个上午的惊险一幕，就像无数个动荡岁月里的浪花，悄悄淹没在时光里。
邹彩英后来像大多数农村姑娘一样，嫁人，生子，过着平凡的日子。她没对多少人提起过那个夏天的事，只是有时夜深人静，摇起纺车，还会想起那个扣着草帽坐在屋角的人，想起自己当时发抖的手，和那份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勇气。
1962年秋，邹彩英病故。她走时，江南的稻子又黄了，沉甸甸的穗子垂着头，像在默哀，也像在铭记。
而那个酷暑的上午，一个十五岁女孩用一顶草帽、一句“他是我大哥”，在刺刀前护住了一个同志，也护住了一份信念。这信念很小，小得像纺车上的纱线；也很大，大得能穿过硝烟，织进岁月的布匹里，至今仍透着韧劲儿，与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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