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书序（1987）
摘录
在探讨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之差异时，有人曾指出这样一点，中国人没有象希腊人那样构造一个严格形式化的逻辑斯蒂系统。那么为什么没有呢?
我认为，这一点恰恰与中国古典学术的特点有关。实际上，在古典学术中，逻辑形式被“消解”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了。就学术传统看，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但是从当代西方学术由本体论、认知论和逻辑哲学，向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上述转变中，我们却可以体会到，中国古典学术的方法，未必是完全落伍的。它的价值，有待于我们重新研究和估价。
(5)
读者从本书中将可以看到，无论在古文献、古语音或古文字的研究中，我都广泛地使用了传统训诂学中以声训求语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科学性究竟如何?其所推导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和可以信赖的?早在《诸神的起源》一书出版时，就曾有人—特别是那些对传统训诂学及其音训方法缺乏认识的青年朋友，对这一点表示过可以理解的疑问。因此在这里，我想有必要着重对这一方法的由来与发展从理论上作一下说明。
传统所谓“小学”，实际包括三种学术：1.训话学，2，文字学，3.音韵学。
常有人以为，训诂学就是古代的文字学。其实这二者无论就对象、内容或来源看，都大不相同。训诂学所研究的主要是语言中的活东西——自然语言(口语)，特别着重于语词的音义关系及其生成—转换运作。文字学所研究的则是语言中的死东西，即出现于书面语言中的文字记号系统——这种书写记号的来源、象征，及其所荷载的信息内容。《尔雅》[16]与《说文解字》，分别代表了古典学术中训话学与文字学的两大不同类型。至于传统之所谓“音韵学”，实际上相当于现代语言学中的“发音生理学”和“音位学”。
清代学者王应麟指出:
“文字之学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横、纵、曲、折之殊，《说文》之类。
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尔雅》、《方言》之类。
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玉海》)
在清代学术中这三者虽往往被综合地进行研究，但以音训方法探求语义的训诂学，却正是这三者之中具有纲举目张意义的主干。清代学者研究古代文献所获得的主要成就，几乎都是通过音训方法而获致的。
段玉裁曾说：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占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
又云：
“古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今）学者之考学，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段氏关于语言文字起源的上述观点，在清代学术中是颇具有代表性的。在他看来，文字的起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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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意义(所指)、语音(能指)、文字(记号)三者的关系中，音义关系是决定性的。有了意义与声音的结合，就产生了人类语言。是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17]，而绝不是相反。文字是表达语言的，是为语言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正因为如此，语言—音义关系是能动和主动的，文字则是被动的。汉语的特点是，一个固定的语言音节(单位)，往往就具有一种确定的意义。换句话说，有一个音节、音位，就意味着可能存在一个词。汉语的这一特点，必然决定了文字的单体化——即方块字的出现。
由上述，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十五世纪末西学东渐以来，由西方近代语言理论中引入而在国内语言学界广为流行的那种“象形文字论”——即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18]无论从汉字历史看，从汉字功能看，[19]都是根本站不住的。
在汉语中，文字记号、词、读音与语义之间构成如下的一种菱形关系(见图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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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一个文字往往对应着一个特定的词，具有一种读音，负荷着一种语义。在这种关系中，音—义关系的连结是具有根本性的。它们组合为一个语言单位，就构成汉语中的一个词。这个词如果附属于一个书面记号，就形成一个汉字。但即使没有这个书面记号，它仍具有自己的语言功能。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古代汉语中，绝不是有多少词就需要多少字。事实上往往只有极少量的书面记号，却必须用来表述无限多样而复杂的言语活动。因之，许多汉字在演变中出现了书面记号与语义直接联系的断裂(见图3)。
在这种情况下，文字仍然是语音和词的记号。但由于文字与词义关系的割断，它就不必一定指谓它本义所指的那个词。而可以通过语音与词的联系，指谓与其本义不同的词。这时文字记号即具有了新的语义。这种语义只有通过其所在的特定语境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在甲骨文、金文和秦汉文献中，我们可以大量地见到这种情况。
中国古书之难读难解，首先就是由于文字。由于汉字是具有如上所述复杂功能的一种记号系统。但每一个字作为书面记号，既具有自身本有的形、音、义成分，又在特定语境中承担着不同的意义和构词功能。这就势必容易导致误读和歧义。加以古今语殊，同一个文字记号的形、音、义既有历时态下的层叠变异，又有由于中国疆土辽阔，同字、同义而异音异读，雅言、方言相互影响的情况，使得大量古代经典的识读，不能不成为一种极其艰难的工作。
实际上，许多先秦典藉，早在两汉经师手中，即已被失读或误读。其后两千年中，更积非成是，陈陈相因。加以各学派之间，往往标榜门户，固步自封于所谓世传家法，视异端新说如洪水猛兽，相互排诋唯恐不力。所以数千年来，两汉先秦以上至于上古之书，真正被读懂或基本没有问题的书，今天看来，实在并不多。许多上古典籍，今天都有重新解读的必要。而达到正确解读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通过语言去研究语言——也就是“训诂学”的方法。
(6)
从历史看，训诂学中的音训方法，其由来久矣。清人王先谦曾追溯之曰:
“流求饵贰，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仁者人也，谊者宜也，偏旁依声以起训。展转积声以求通。此声教之大凡也，浸寻乎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术。许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旨。逮刘成园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墟，实亦儒门之奥键己。”[20]
也就是说，以声训追寻语根、语源的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叶的周公时代。这种方法，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奥键”——即一种绝妙钥匙。
但音训方法之大倡，并在典籍研究中取得辉煌成果，却不能不说是清代学者的功绩。在清儒中，首先提倡以语言文字研究为中心，重新释读古代经典的学者是戴震。他在《论韵书中字义答秦蕙田》的信中说:
“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处此音义引申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矣。”
在这里，戴震首先提出了“义由声出”这个重要的汉语语言学原理。有了这个原理，不但可以说明“依声托事”的很借，语义的迁延和来源，而且一语道破了训诂学的根本奥妙。我们知道，古书中用字，假借极多。因此解读古书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超越字形，破其假借而正以本字。但是古音不同于今音，欲知古人假借，必须先通古音。因为“故训音声相为表里”，不但“义由声出”，而且“故训之失传者，亦可因声而知义”，所以戴震曾作《转语》二十章，想“以声求义，以义正声”。可借此书后来不传，今仅存其《序》。其《序》中说:
“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汉语语言学原理。
训话学家齐佩镕曾对戴氏此说作过一个精当而明白的评价。他指出:
“‘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现在如果把金针度与人，那么，这支金针就是那‘其用至博，操之至约’的音转之理，所以难怪一般训诂家常好说‘一声之转’的术语了。”[21]
但是，在清代学者中，把“因声求义”这一训诂方法推广到经史子集的广泛研究工作中而成绩最著的应首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念孙指出: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衣必提其领，举领必引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悟，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少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避。”[22]
齐佩镕先生指出:
“这段话可以说是说尽了训诂的秘诀。训诂之本为声音，而音义的关系不外‘声同字异，声近义同’两大类，假如把握住这个枢纽——那么至啧不乱的易简之理就可以豁然贯通，然后引申触类，打破形体，随心所欲，无往不利，即呵毛骂郑，亦无不可。无怪乎他的《广雅疏证》及《读书杂志》等作。左右逢源，妙得自然，一语道破，涣然冰释。”[23]
戴震、王念孙所倡导的这一声训方法，在念孙之子，清代卓越学者王引之手中，得到了更深刻的发挥和运用。王引之曾阐述乃父学说指出:
“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诚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札》，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说经者期于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孰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24]
王引之还指出:
“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韵复多异音，画字体以为说，执今音以测义，斯于古训多所未达，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说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为解，虽今亡其训，犹将罕譬而喻，依声托义焉。”
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时曾指出，清代朴学在中国古典学术史上具有一种启蒙性的意义，可以比类于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希腊古典学术的复兴。[25]我认为，梁氏对清学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我们从上引王引之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在倡导一种对于古典经学的新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实际是要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解释学。这种解释学要求敢于突破古人成说之藩篱，要求有新的发挥和建树——方法学的这一变革，实际乃是一场经学革新、文化改革运动的先声。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新的训诂学方法，实际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方法。通过理性主义方法的引入，几千年来对于古代经师正统训传的迷信可以破除了。经典文献的解释权由依赖传统和权威，转到了每一个能运用和掌握此种方法的知识分子个人手中。由此看来，对儒学正统所发起的这一革新，虽然其锋芒还没有直接指向政治和伦理的方面[26]，但就其理性自觉的意义而言，却已经蕴涵着一场儒学的革新运动了。使人遗憾的是，清代朴学这一方面的意义，至今仍鲜为人知。而这个问题，也己越出了本文的论题，所以在此暂不深论吧。
总而言之，在清代那些最富于创造力的学者们看来，“说来说去，简单一句话，训诂学的主旨是以声音为枢纽，训诂之法只是破其假借而读以本字，但破读也并不是随便以己意逆经，而是‘取古音相近之字以为解’，以古韵二十一部的分合为之准，然后再‘参之他经，证以成训’，便可以推翻前人，别创新说了。”[27]
当然，这里也应当指出，清代学者的解释学，虽然是建立在以音训为主的训诂学和音韵学基础之上，但他们也并非不重视字形学。
郭沫若曾经深刻地指出，原始汉字起源于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抽象符号，它们可能是记音记号，也可能是记意记号，其起源远早于象形文字。在这类文字中，字形与字音、语义木一定有必然的关系。汉字的另一个系统，则是象形文字，其起源要晚于前一类文字。象形字的特点是，字形与语义往往具有直接性的关系。字形往往反映出它所记录的词的本义。在甲骨文及金文中，既有象形文字，也有数量上决不少于象形文字的抽象表音、表意文字。近现代叫些古文字学家，不明乎此，往往拘泥于字形与字义的联系。甚至有人竟以为汉字的基本规律就是画图规律，这已是走火入魔，无知而荒谬了。
如果我们尝试对汉字的上述两大起源，寻求一种一元化解释——也就是说，解释为什么两大不同系统，后来可以结合于一体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以为，这很可能是由于随着表意记号的增多，而有必要以形象记号加以区别的结果。表意文字先于象形文字。而语音则成为连结字形虽不同，语义却相同的文字的纽带。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对清儒的训诂学和解释学成就，曾作了一番极为中肯的评论。他说:
“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
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了这个藩篱。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不但同声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义，甚至意符、声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还可能是同义的。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这是训话学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28]
（7）
那么，由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清代学术中这种如此被重视的音训方法，从语言学理论上说，是否也具有深刻的根据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予一个充分肯定的回答。声训方法作为一种解释学方法，之所以必然能够成立，除了前面从汉字形、音、义关系的角度所已指出的理由外，这里还关系到汉语中一个极其深刻而重要的语言规律——在原始汉语中，所有同义的词语，都是围绕了一个具有共同来源的语音基核而组成。从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的联系上，探索字与字之间的亲缘关系，这就涉及到词族学、词源学的研究范围。虽然汉字的形、音、义关系非常复杂，尤其是形体繁复，变化极多，但它决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生儿女，决不是互不粘连的一盘散沙。
近代学者刘师培指出:
“古人名物，以一意一象为纲，若意象相符，则寄以同一之音，虽审音造字形不必同，然字形虽殊，声类同者义必近。”
对于刘氏此说中所列的具体音义关系，我们还可再作商量。但他指出原始汉语中曾存在依据音近义通的连类规则，生成词族的语源学规律，则是至为深刻的里这一规律，实际上很早以前即已被古代语言学者认识到。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涉及到汉语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其中各种名称的来源，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服从于一定的规律这个间题。
一派的观点，可以以清儒朱骏声的见解为代表。他在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凡例》中指出:
“凡山水国邑及姓氏之类，皆托其字为标识，无关本谊，故注亦不详。”
在这部书的正文里，他在“假借”(按:指意义无关的同音借用字)乞栏里专门辟出了“托名标识字，一项，把他所说的“山川国邑及姓氏之类”的专名列入此项。这就说明，他认为物之专名仅有标识作用，起码是山水国邑姓氏之类，是没有什么本谊与来源的。
与这种名物偶然性观点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名物必有来历。这一派学者认为，首先，名物是有来源的，在给一个专名定名时，完全没有根据、没有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定名有偶然性，名与实绝非必然的切合，但人们为一物定名时，一定与对这一事物的观察，认识有联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源可寻。其次，探寻名物的来源，往往与希望了解古人对一些事物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研究古人的科学与思想分不开。同时，也可通过名物的推源进一步研究词义的发展规律，并非仅仅游戏式地去猜测命名的意图。所以，以“托名标识”来阻绝名物探源的通路，在语义学上是不彻底的。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种观点在现代仍受到一部分语言学家的赞成。赞成的根据，则是来自索绪尔语言学中关于语言是一个自由符号系统，因而语音和语义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
但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误解。在造词之始，正因为音、义无必然联系，所以不同的民族，可以各自选择不同的语音形式给事物命名。但就某一个民族的语言来说，已经用某音表达某义，约定俗成以后，再继续创造他的近义词时，由于语言的类推作用，往往要受旧词的影响，自然地运用与它相近(有稳定部分，有变换部分)的语音形式来表达新词的意义。旧词与新词之间，意义有发展，但有引申的关系。语音有变化，但有转换的规律。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音、义相关的词群。就其造词的渊源来说，它们之间是可能发生联系的。如果我们能掌握正确的方法，探索这一重大课题，这将会给汉语的研究开辟一个广阔的园地。古代文献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可资利用。前辈学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可供参考。
汉代刘熙撰《释名》，其序云:
“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
这里所谓“名之于实，各有义类”，一语道破了原始汉语中声近义通这一规律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我们说音近之词古义必通，因为这是原始汉语中事物命名的一条规律。但在这里必须强调，这一规律所适用的主要是原始汉语，而不是秦汉以下的古代汉语。[29]
在原始汉语中，声近义通是古人为事物命名的普遍规律。但在后来的汉语中，由于:(1)方言异字和异名的介入，(2)名称随语言发展而产生的变异和分化，所以这一规律的表现就远不那么纯粹和明显了。近世著名学者黄侃《声韵略记》，对这个问题所论极确。他指出:
“音发而义从之，固矣。然使同一音即同一义，终古不变，则其理亦自简而易明。无如其不尔也，是故当知音之所以变转。”
他又指出:在语言中既有“一音屡转而义至今不甚殊者。”此类语词同音则共义的同源性是明显的，体现着音近义通的规律。但今日语言中却也有音声相同，而义则各有所受者。例如汉字中:裸、踝、课、髁、稞、婐
诸字，“论字形，则偏旁皆同，而论声义，乃各有所受。宋人王子韶有右文之说，以为字从某声，即从其义，展转生说，其实难通。如知众水同居一渠，而来源各异，则其谬自解矣。故治音学者当知声同而义各殊之理。”
黄先生说声同义殊，是由于语词来源不同。这是很卓越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上述一些字都是用果字表音，可是并不能从果字字音归纳出一个共同的语义。它们的这种音同义异关系，就是由于文字与语言经过历史演变，所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就可能导致对“音近义通”这一规律的误解。
(8)
在二十世纪学者中，坚持名物必有来历，因此可以通过“音近义通”这一语源学规律进行考索的，包括几位最卓越的语言学者。这就是王国维、章太炎和黄侃。
王国维说：“凡雅俗古今之名，同类之异名与异类之同名，其音与义往往相关；同类之异名尤显于奇名。如《释虫》：‘食草心螟，食根蟊’。《释鸟》：‘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螟与蟊，鵌与鼵，皆一声之转。此不特生物之名然也……盖其流期于有别，而其源不妨相通，为文字变化之通例矣。异类之同名，其关系尤显于偶名。如《释草》：‘果羸之实栝楼’，《释虫》‘果羸、蒲卢’。案果羸者，圆而下垂之意，即《易•杂卦传》之‘果蓏’，凡在树之果与在地之蓏，其实无不圆而垂者；故物之圆而下垂者，皆以‘果蓏’名之。栝楼亦果羸之转语……今虽不能言其同名之故，要其相关自必有说。虽其流期于相别，而其源不妨相同。古人正名百物之意，于此亦略可睹矣。”（《观堂集林》）
章太炎指出:
“治小学者，在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探语言之本。”(《国故论衡·小学略说》)
在《文始》一书中，章太炎将原始汉语中的同音字分为两大类:“音义相仇，谓之变易。义自音训，谓之孳乳。”由此出发，他系统地探索了运用同音字通转的规律来归纳同源字的工作。以变易、孳乳这两大原则为贯串的凡例，以古韵二十三部的通转为规范，试图全面考察汉语文字族类的繁衍。其大意略谓，转注惟有同义，假借惟有引申之义。一字变为数字而音义同者，当求何字在先，何字在后。一字变为数义而字体亦异者，当知本是一字，后乃乘分，等等。
王力曾评价章太炎这一工作指出:
“章太炎先生的《文始》及高本汉《汉语词类》，都从语音去研究字义的关系。他们对于字义的解释，尽多可议之处。然而他们的原则是可以成立的。语音相近者，其字义往往相近，字义相近者，其语音亦往往相近。由语音的系统去寻求字族，不受字形的束缚。这是语史学的坦途，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原则反过来应用，就是从字义的关连去说明古音的部居，如改之与革，晦之与黑，子之与息，都是之昭、职德同部的证据，我们虽不能单凭这个去证明古音，但若有了别的重要证据之后，再加上这个做旁证，原有的理论就可以借此增加不少的力量。此外相反的字有时也可以证明语音之相近，如否之与福、礼之与戾，底之与颠，明之于暮等，都是同部或对转的字。”(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
这一评价是颇为深刻的。
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他在所著《训诂述略》中，对汉语中音近义通这一原则曾作了极明确的表述。指出:
“古人制字，义本于声，即声是义，声音训诂，同出一原。文字孳生，声从其类，故今日文字、声音、训诂，古曰字读。读即兼孕声音、训诂，盖声音即训诂也，详考吾国文字，多以声相训，其不以声音相训者，百分之中不及五六。故凡以声音相训者为真正之训诂，反是即非真正之训诂。”
黄氏此说，虽似偏激，实具卓识。在这里，他指出了真正的训话学，决不应是单纯的研究字形，而是以音训为主，兼括语义学、音位学和字形学在内的综合学科。这是极为深刻的！
综上所述，语音与语义在起初配合时虽未必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后来在语言的演进过程中，因为词汇从同一语根孳生分化的缘故，音读相同相近者，其意义也往往相近相同，以至辗转关连，从而使一系列音义相关、相近的字词群，组成一个语族。这是汉语发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语源学规律。由此看来，汉语训诂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是一种静态、共时态下的结构主义研究。而是必须循于意义转换的脉络，作历时兼共时，结构与消解的解释学研究。
通过文字语源和名物来源的探求，可以了解和认识存在于语言世界中的远古文化真相。音训的方法，因声求义的方法，乃是绝不可少的方法，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也是唯一的方法。
这就是我在《诸神的起源》和本书中，之所以不得不大量地使用这一方法的原因和理由。也是我在本书之前有必要向读者预先作一说明的。
最后，我还应当在此向贾兰坡先生、陈世骧先生表示谢意。他们为本书第一编提供了有关鳄鱼动物学方面的重要资料。在本书写作中，还曾得到杨希枚、李泽厚，法国汉学家桀溺先生等的关注或帮助，书稿完成后，杨援朝同志不辞辛劳，誊抄了全稿，在此一并致谢。
何 新
1987.8.1记于京西古城
发布于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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