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北京已现春意。西山深处，值班军车在安静的林荫道上放慢速度，车里的人是宋时轮。那天他本想向叶剑英汇报军事科学院的条令修订进展，却被一句看似随口的话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本《传略》快成稿了，你来写序吧。”
短短十一个字，让老将军的心头忽然变得沉重。他扶了扶眼镜，硬是没立刻答话。叶帅察觉气氛微变，轻轻笑：“写不出华章也没关系，只求实事。”
走出院门，风有点凉。宋时轮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是：“序，我写不了。”语气干脆，却透着踌躇。
不肯提笔，是谦虚，也是敬畏。叶剑英一生经历重大关口太多，北伐、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共和国缔造……每一次转折都险象环生。宋时轮自认见过风浪，可要用区区数千字定格叶帅的人生，他觉得难。三天后，他同意在书末写一篇“跋”，算是交差。
时间拨回到1957年11月。那年初冬，叶剑英奉中央军委指示筹建军事科学院，他点名让宋时轮来当副手。两人在北平饭店小会客室里第一次并肩坐下。叶帅握着老部下的手，说话很直白：“军科从零起步，需要能文能武的人。”宋时轮朗声回答：“命令到哪，人就到哪。”
翌年3月，军事科学院挂牌。司令部工作条例成了第一块硬骨头。平时与战时如何衔接？课题组吵得不可开交。争论焦点是要不要单列“平时司令部工作”一章。宋时轮连夜审阅材料，第二天拍板：“平时就是作战准备，另设章节，会误导部队战备观念。”定稿后，年轻参谋感叹：“老院长一句话，省了我们半个月。”
1972年，叶帅工作重心转到中央大局，军科几乎完全由宋时轮主持。条令、教材、翻译、外军研究，多线推进，人手紧，节奏快。有人统计，宋时轮在那年平均每天批阅文件三十多份，连标点都圈得密不透风。苏联专家看了中文译稿摇头感慨：“这比我们自己校的还细。”
进入80年代，中央批准为十位元帅立传。1980年7月，军事科学院接下《叶剑英传略》任务。宋时轮担任总负责人。第一步不是动笔，而是补档案。档案室厚厚一沓“缺卷”贴条触目惊心。战争年代，很多材料散佚，口述回忆就成了关键。
为了弄清1935年长征途中“芦花会议”内幕，宋时轮两次驱车西山，向叶帅求证。“我借故离场找主席”——叶帅每次说到这里，都抬手打着节拍，似乎仍在紧张的氛围中。宋时轮边听边写，记满三大本笔记。回到军科，他又派人赶赴南京，采访当年四方面军的许世友。
采访完，主要史实对照完成。宋时轮要求编写组先出时间链，再写人物。有人问为什么不先写故事吸引人？他一句话压住：“年代先清，故事就扎实。”
1984年春，《传略》初稿摆上办公桌。此时叶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仍坚持亲翻初稿。稿纸页码旁，有他亲笔圈点。就是在这一阶段，他提出让宋时轮写序。
宋时轮回绝后，转而把精力放在校对。六月，他对范硕等人下死命令：“标点不准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准确，就是不行。”
1986年10月18日早晨，宋时轮得知叶帅病情急转直下，立即把编写组叫来，一句寒暄都省：“印前清样必须再过一遍。”四天后，叶剑英溘然长逝。
噩耗传来，军事科学院大楼走廊静得只听见秒针声。宋时轮握着窗台，眼眶红，却强撑不让泪落。工作人员悄悄议论：“自从长津湖，他很少这样。”
1950年11月，第9兵团长津湖突击，美7师第31团覆灭，却是零下40多度的代价。战后，宋时轮面对冻得失去知觉的战士，沉默良久才红了眼眶。那之后，许多风浪都没再让他动容，直到1986年10月。
1987年初，《叶剑英传略》正式出版。序页空白，末尾却多了两千字“跋”。宋时轮在文尾注明：“谨供同志们参考。”行文平实，没有一句溢美，却把叶剑英在危局中的冷静、在抉择前的果敢写得分寸得当。
同年春天，宋时轮购买数本新书，亲自装进牛皮纸袋，寄给当年提供材料的老同志。信里只有一句话：“书已付印，如有疏漏，望指正。”简短，却透出严谨。
叶剑英对他评价“有勇有谋”，而宋时轮一生都以“谨慎”回敬。写序不是难事，难的是用简短文字概括一位帅才的宽广人生。这份慎之又慎，恰好印证了两位老兵的默契：军事与历史，都容不得半点轻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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