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六年，也就是公元312年，建康城的街头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个年轻人刚进城，就被几万老百姓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场疯狂的围观持续了好几天，最后这人累倒了，没过多久直接断了气。
这事儿听起来简直离谱，现在的法医估计都得挠头，但在那个年代，验尸报告上如果能写字，大概率只有四个字：被人看死。
这人叫卫玠，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顶流”。
但我得说，这绝不是简单的“粉丝太热情导致爱豆猝死”的娱乐新闻。
这背后，是一个清醒的灵魂在乱世中挣扎求生，最后被时代的洪流彻底淹没的悲剧。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长得太好看真的是一种高危职业。
这卫玠到底有多美？
史书上说他身体不好，常年脸色苍白，坐在白羊拉的车上，路人觉得他像一块通透的玉雕。
那时候流行什么？
流行“病娇”，流行那种随时会碎掉的脆弱感，卫玠这形象简直精准击中了魏晋人的审美死穴。
连他那个当大将军的舅舅王济，每次看到这个外甥都要叹气，说自己像块烂石头放在了明珠旁边，自惭形秽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不过吧，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个花瓶，那就太小看他了。
卫玠其实是个顶级聪明人，甚至可以说，他是那个乱世里活得最通透的清醒者。
当时西晋王朝已经烂到根儿里了，“八王之乱”把中原打成了绞肉机，五胡乱华的大幕眼看就要拉开。
那时候的大多数权贵还在醉生梦死，或者为了那点权势斗得你死我活。
卫玠呢？
他看着北方的乱局，做了一个极其精准的战略预判：北方不能呆了，得跑，而且得往南跑。
他拖着那个病恹恹的身体，硬是带着母亲，要把家搬到长江以南。
这再当时是个要命的决定，几千里的流亡之路，路上全是土匪和乱兵，稍有不慎就是客死异乡。
但他还是走了，义无反顾。
这种清醒，在那个全员发疯的年代，比美貌稀缺一万倍。
逃难路过南昌的时候，他遇到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军阀王敦。
这王敦是个狠角色，后来差点把东晋朝廷都给掀翻了。
两人一见面，王敦就被卫玠的谈吐给惊艳到了。
王敦原本以为这小子就是个靠脸吃饭的小白脸，结果聊了一宿，发现卫玠谈起玄学、政治、治国方略，眼光毒辣得很，才华完全不输给当年的玄学宗师王弼。
这时候，一个巨大的诱惑摆在了卫玠面前。
王敦极其欣赏他，想把他留在幕府重用。
大家想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抱上王敦这种顶级军阀的大腿，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保命符，相当于现在直接进了世界500强的董事会，还是带铁饭碗的那种。
但卫玠怎么做的？
他在跟王敦深谈几次后，敏锐地嗅出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他发现王敦这个人虽然有才，但野心太大，且行事狠辣，刚愎自用。
卫玠意识到，跟着王敦，迟早要卷入谋反的旋涡，那是要掉脑袋的。
能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喊停，这不叫怂，这叫顶级智慧。
于是，这个看似柔弱的“玉人”，做出了一个极其硬气的决定：拒绝王敦的挽留，继续向东，前往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这个决定，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远见，更是一种文人的风骨——我不搞那些肮脏的政治投机，我只想在乱世里求个干净。
可惜啊，命运就是这么讽刺。
卫玠躲过了北方的胡人骑兵，躲过了王敦的政治陷阱，却没能躲过建康城里那些疯狂的“颜狗”。
当卫玠抵达建康时，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到了极限。
长途跋涉的劳累，加上作为流亡贵族内心的焦虑，早已掏空了他的底子。
而建康城里的百姓和士族们，早就听闻了“卫璧”的大名。
他们不管你是不是刚逃难来，不管你是不是累得要吐血，他们只想要一场视觉盛宴。
那场面，比现在的虹桥机场接机恐怖一万倍。
史书上说“观者如堵”，人墙把他围得水泄不通。
卫玠作为世家公子，骨子里的教养让他没法对这群人破口大骂，只能强撑着应付。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本来就患有严重呼吸道疾病或心脏疾病的病人，再高温、缺氧、嘈杂、极度疲劳的环境下，被几万人像看猴子一样围观了两三天。
这种爱，跟把金鱼捞出鱼缸捧在手里把玩没什么区别，都是致死的。
卫玠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他的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变成了一个成语叫“看杀卫玠”。
但咱们往深了想，杀死卫玠的真的只是美貌吗？
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绝望。
在魏晋那个礼崩乐坏、朝不保夕的年代，人们太痛苦了。
今天活着，明天可能就被砍了头；今天还是高门大户，明天可能就成了阶下囚。
他们疯狂地追逐美色、追逐玄学、追逐药物（五石散），其实都是在逃避现实的残酷。
卫玠，就是他们投射所有美好幻想的一个载体。
他们像吸食精神鸦片一样贪婪地注视着卫玠，根本不在乎这个“偶像”是不是个活生生的人，会不会累，会不会死。
那个时代的人太苦了，苦到需要靠“嗑颜”来麻醉自己随时会掉脑袋的恐惧。
卫玠死后不久，西晋彻底灭亡，中原大地陷入了长达百年的黑暗。
某种意义上，卫玠的死，就像是那个精致、病态又华丽的旧时代，发出的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原本想做一个避世的智者，最后却被迫成了一个被流量反噬的“明星”。
永嘉六年六月二十日，卫玠葬于南昌，这一年，他才二十七岁。
参考资料：
房玄龄等，《晋书·卫玠传》，中华书局，1974年。
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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