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的一天清晨，北风还裹着寒意，新华总社后勤处的小汽车停在府右街口。车里坐着的侯波揣着调令，手里却紧紧抱着那只用了十几年的黑色相机包。这台“莱卡”，记录了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凯旋、北京工地的塔吊，也见证了她在中南海工作整整十三个年头的日子。
回想起1949年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为毛主席取景时，只是个二十七岁的女摄影师，肩头压着两台机器，心口像有鼓槌在擂。那天拍下的挥手镜头，后来被印在无数报纸和课本上。十三年，一眨眼。镜头背后的她，已是两鬓微霜。
动身之前，她决定再进一次西苑门。值班卫士见到侯波，主动拉开门闸：“首长刚看完文件，您进去吧。”长廊里灯光浮在木地板上，脚步声旷而轻。毛主席正在临窗看外电简报，桌面摞着新到的人民日报。听见门响，他把老花镜摘下来，笑着招手：“老侯，来坐。”
寒暄几句，侯波递上调令。纸张在掌心微微发抖，她没让它掉下去，却没挡住眼眶的湿意。主席瞟了一眼，停顿片刻，语气很平稳：“人要往外走，同群众接上气，才不会‘脱氧’嘛。”说到这里，他抬头望了望窗外灰蒙的天空，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嘱托。
侯波抹了抹眼角，轻声回答：“组织上要我去安徽蹲点，听说那边正在抓农业照片报道。”主席点点头：“那地方今年要搞水利，一定有好题材。”随后，他突然问了一句：“你丈夫怎么样了？”短短十字，却把关心放得刚刚好。侯波立刻答：“徐肖冰身体挺好，正在新华社图片部，常说要向您汇报新的影展方案。”主席微微一笑，手指敲了敲桌子，“让他多拍普通人，英雄就藏在人群里。”
这两句话里没有客套，倒像老朋友打趣。室内的空气瞬间松动，侯波心里那块石头也落了地。她记得1956年冬天，苏联摄影代表团来华交流，主席让她和徐肖冰一起陪同，说的是：“一个负责留影，一个负责留情。”那句玩笑式的嘱咐，如今听来仍带着温度。
时间不长，秘书敲门送来下一沓文件。侯波懂得分寸，起身告辞。主席顺势站起，把她送到门口。走廊里有一株绿萝，叶片被暖气熏得油亮。主席指了指它，似乎随口提及：“植物离不开土，人离不开群众，记住这一条。”侯波点头称是，背包带勒在肩头，却觉得轻了。
出了西苑门，阳光正好穿过灰云投在石阶上。她没有回头，因为相机里最珍贵的那张底片已经冲洗完毕——它不在胶卷上，而在记忆里：一位老人，询问一个摄影师的丈夫近况，那平常的关切落在1962年的凡尘烟火里，分量出奇地重。
调往安徽的第一年，她跑遍了淮北十几个公社：插秧、修堤、防汛，土墙上晾满麦秆，镜头里都是汗水和泥浆。每寄回一批照片，编辑部常附回条短笺：“主席看过，说不错。”字迹不同，语气相似，她知道那背后还是那双熟悉的眼睛。
1963年底，安徽连降暴雨，圩坝告急。侯波和县委干部蹚水到堤上，胶卷在潮气里鼓包，她干脆把相机举到头顶。洪峰过后，这批照片在《参考消息》内部刊发。半个月后，她收到北京寄来的信，纸张被雨痕浸润过，上面只有一句：“拍得好，注意身体。”落款：毛泽东，旁边画了个小笑脸。字迹潦草，却让她在空荡的县招待所里看了很久。
徐肖冰那边，同样没闲着。1964年国庆，他主持“十五年成就摄影展”，用一整面墙展示工人、农民的肖像，他说这是对主席那句“英雄在人群里”的回应。侯波调休回京，两人并肩站在展板前，旁人不知道，他们心里同想的还是那天西苑门口的告别。
有意思的是，身为摄影师的夫妻俩，从未给自己合过影。1965年春节，两人终于在天安门广场对着自动快门站好。快门“咔嚓”响起，镜头里定格的，不只是两位记者的笑容，还有早已悄悄延伸开的时代脉络：从中南海办公室，到淮北圩坝，再到首都影展，毛主席那一句“离开我去接触社会”，像影子一样跟随，并不断被实践证明。
此后多年，侯波始终保留着1962年那张调令，纸边被磨得发白。有人问她为何不扔，她淡淡一句：“那是主席签的出门票。”一句话，半真半玩笑，却把摄影师对镜头之外的敬意讲得通透。
1962年的分别看似寻常，背后却折射出领导人与工作人员之间一种朴实的逻辑：关心个人，更关注其成长；留恋情感，却绝不以感情代替原则。那年春寒料峭，一声“你丈夫怎么样了”听来平常，却像快门按下的瞬间，把信任与嘱托永远凝固进历史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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