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9年生人，家乡在豫西南的农村，我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农民。
我家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大，按照排序下面依次是二弟，三弟，四妹。
1958年的秋风裹着豫西南的黄土味，刮得院子里的枣树沙沙作响。
母亲躺在堂屋的木板床上，脸白得像窗纸上的月光，再也不会像往常那样笑着喊我“大宇”了。四妹在襁褓里饿得直哭，细弱的哭声像根针，扎得人心里发慌。
父亲蹲在门槛上，烟袋锅子一下下敲着石阶，火星子在暮色里明明灭灭。
我九岁，已经能看懂父亲眼里的红s丝——那是熬了三个通宵的模样。二弟七岁，抱着膝盖坐在灶台边，盯着冷掉的锅台发呆。
三弟刚满三岁，还不太懂“没娘了”意味着什么，只一个劲往我身后躲，小手攥着我的衣角打颤。
“大宇，去，把灶上的红薯粥热一热。”
父亲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我刚把铁锅端到灶台，院门口就传来了脚步声，是邻村的陈大伯和陈大娘。
陈大伯两口子站在院里，搓着手，半天没说出话。陈大娘眼圈红着，从蓝布包里掏出两个白面馒头，塞到我手里：“孩子，先垫垫。”
她的手很暖，带着皂角的清香味，像母亲生前洗手后的味道。
“他叔，”陈大伯终于开了口，声音压得很低，“我知道这时候说这话不合适，可……”他看了眼父亲，又瞟了瞟躲在我身后的三弟，“我和你嫂子结婚十年，膝下一直空着。你这光景，四个娃……实在难。”
父亲的烟袋锅子“当啷”掉在地上。我心猛地一跳，攥着馒头的手沁出了汗。
陈大娘抹了把脸：“小伟这孩子，我看过好几回，虎 头虎脑的，是个好娃。要是不嫌弃，就让他跟着我们，吃穿不愁，将来还能让他识几个字。”
“不行！”
我喊出声，把三弟往身后拽得更紧。三弟吓得哇地哭了，抱着我的腿喊“哥”。
父亲猛地站起来，背过身去，肩膀抖得厉害。
那天晚上，父亲把我们四个叫到炕边。四妹已经哭累了睡熟，二弟和三弟挤在一头，眼睛瞪得圆圆的。
“大宇，”父亲摸着我的头，掌心全是硬茧，“你是大哥，得懂事。”
他没说要送三弟走，可我知道，陈大伯的话像颗种子，落在了父亲心里。
接下来的三天，父亲没怎么说话，只是把三弟抱在怀里的时间格外长。
三弟要骑在他脖子上，他就驼着；三弟要摘房檐下的玉米，他就搬来板凳。
直到第 四天清晨，陈大伯推着自行车来了，后座上绑着一个新做的小棉褥。
父亲把三弟的小褂子理了又理，哑着嗓子说：“到了陈家，要听话，好好吃饭，长壮实。”
三弟似懂非懂，伸手去够父亲的脸：“爹，我还能回来吃娘做的红薯饼不？”
我躲在门后，看着三弟被陈大娘抱上自行车后座，看着他挥着小手喊“大哥，我还回来跟你掏鸟窝”，看着自行车碾过院门口的泥土路，轱辘声越来越远，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
从那以后，三弟成了陈 庆林。
陈大伯家在邻村，隔着三里地的田埂。
我每天放了学，都要绕路从陈家的地头过。
有天傍晚，我看见三弟蹲在陈家院子里，手里拿着个红瓤红薯，小口小口啃着。
陈大娘端着一碗面条走出来，给他擦了擦嘴角的泥，那温柔的样子，让我想起母亲还在时，也是这样给三弟擦脸。
我正想悄悄退走，三弟突然抬起头，眼睛亮得像星星：“大哥！”他把手里的红薯往我这边递，“陈家婶子给的，可甜了，你吃。”
陈大娘听见动静走出来，笑着朝我招手：“大宇，进来坐。”
她拉着我进屋，端出一碗荷包蛋，筷子上还卧着两个，“庆林天天念叨你，说大哥会爬树给他摘野枣。”
三弟趴在桌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把碗里的蛋往我碗里拨：“大哥吃，我不爱吃蛋黄。”
后来我常偷偷去看他。
开春时，我把攒了一冬天的野核桃塞给他，他把陈大伯给买的铅笔分我一半；
夏天割麦时，他趁陈大娘不注意，从兜里掏出块糖，飞快地塞给我，糖纸在我手心里焐得软软的；
秋天收玉米，他背着半篓子嫩玉米棒，绕到我家地头，非要看着我啃一口才肯回去。
有回我帮家里放牛，不小心摔进了沟里，膝盖磕出了s。
三弟不知从哪儿听说了，第 二天一早就跑来找我，兜里揣着个小布包，打开是半瓶紫药水，还有块烤得金黄的玉米面饼。
“陈家婶子说这个能止血。”他踮着脚给我涂药水，手笨得像只小鸭子，药水洒了我一腿，却没舍得蹭掉饼上的芝麻。
日子在红薯粥的热气里、在田埂上的追逐里慢慢过。我们兄弟四个像院墙边的野草，各自在土里扎了根。
我十五岁就跟着村里的大人去修水库，二弟学了木匠，四妹嫁了邻村的油漆匠，三弟则在陈大伯的坚持下，读到了高中。
那时候村里能读高中的没几个，三弟每次放学回来，都会先绕到我家，把课本给我儿子轩轩看。
“哥，让轩轩多认几个字，将来考大学。”他蹲在门槛上，给轩轩讲课本里的故事，阳光照在他脸上，比当年陈大伯自行车后座的棉褥还要暖。
三弟毕业后没去城里，带着几个乡亲组建了泥水匠队，谁家盖房、谁家补墙，他都跑得最 勤。
没过几年，陈家就翻盖了四间平房，红砖墙在村里格外显眼。有回我路过，看见他正给陈大伯捶背，陈大娘在一旁晒棉花，三个人的笑声能传到巷口。
父亲走的那年是1986年，春天的桃花开得正艳。弥留之际，他拉着我和三弟的手，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大宇，别怪爹……当年实在是……”
“爹，”三弟攥紧父亲的手，声音哽咽，“我这辈子都记着您和大哥的好。”
父亲走后，日子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
我先是得了风湿，腿疼得下不了地，妻子又查出了肾炎，家里的积蓄很快见了底。
那年冬天，我家连买煤的钱都没有，窗台上的冰碴子结了半寸厚。
一天清晨，我正蜷缩在被窝里发抖，院门“吱呀”一声开了。
三弟扛着一麻袋煤块走进来，额头上全是汗。
“哥，我听二弟说你家没煤了。”他把煤块卸在灶台边，又从包里掏出个布包，“这里有五十块钱，先让嫂子抓药。”
我红着脸推辞，他却把钱塞进我兜里：“哥，小时候你总把红薯给我留半块，现在该我了。”
妻子的病时好时坏，家里的债像雪球越滚越大。
三弟每次来，不是拎着肉，就是扛着粮，临走总要往我枕头底下塞点钱。
有回他看见轩轩穿着露脚趾的鞋，第 二天就把他儿子的新鞋送来了，还说：“孩子长身体，别冻着。”
2000年夏天，轩轩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冲进家门时，我正在给妻子熬药。
看着通知书上的学费数字，我手里的药勺“当”地掉在锅里——妻子前阵子住院，刚欠了三弟两千块，这学费，我实在张不开口再要了。
晚饭时，妻子摸着轩轩的头掉眼泪：“要不，让孩子先去打工？”
轩轩攥着通知书，嘴唇咬得发白。我闷头喝了半瓢凉水，站起身：“我去趟庆林家。”
夕阳把陈家胡同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刚走到巷口，就看见三弟和三弟媳迎面走来。
三弟媳手里拎着个红布包，看见我就笑：“大哥，我俩正打算去找您呢。！”
“大哥，”三弟接过话头，眼里的光比头顶的太阳还亮，“轩轩考上大学的事，我听四妹说了。我和你弟妹正打算去你家，这里面是五千块，学费路费都够了，不够再说。”
三弟媳把红布包往我手里塞：“大哥你别多想，当年要不是爹舍得，庆林哪有今天？再说，轩轩是咱老曲家第 一个大学生，该高兴！”
我捏着布包，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想起那年秋风里，三弟攥着我的衣角哭；想起他塞给我野核桃时，手心的汗；想起他扛着煤块走进我家，额头上的热气。
原来有些亲情，就算隔着田埂、隔着岁月，也从来没断过。
如今轩轩在城里安了家，我和妻子跟着享了福。
每年清明，我们四家总会聚在父亲坟前，三弟会给父亲添把新土，然后转头对我笑：“哥，今年收成好，咱回家蒸大花卷。”
风掠过坟头的青草，恍惚间又听见那年三弟坐在自行车后座喊“大哥”，声音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流过了大半个世纪，依旧暖得人心头发烫。
有些分离是无奈，有些牵挂是宿命，就像老槐树下的根，看似各长各的，底下早就在土里紧紧缠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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