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霸县惨案：伪军队长的一句谎话，引来了那个叫“大下巴”的日本杀神
一九四二年3月，冀中平原还没回暖，冷风嗖嗖地往脖子里灌。
在霸县（现在的霸州）的一个据点里，伪军队长国占元正琢磨着怎么把刚捅的篓子补上。
他这人也是想瞎了心，为了骗点赏钱，硬是编了个没边的谎，说是抓了几个“八路”。
他原本的算盘打得挺响：抓几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顶数，往上一交，不仅能掩盖自己无能，还能顺手敲诈点油水。
可他千算万算，漏算了一件事：驻扎在南孟的那个日本头目，根本就不是来听他邀功的。
这鬼子不仅没打算走什么审讯流程，甚至连话都懒得多问一句。
这就好比你想点个火取暖，结果把整座山都给烧没了。
那个恶魔来，纯粹就是为了杀人的。
咱们今天不扯那些大兵团作战，单来扒一扒霸县历史上这段让人后脊背发凉的日子，还有那个让当地小孩听了都不敢哭的日军头目——田中武夫。
这田中武夫长得挺“别致”，下颚特别大，像个铲子似的兜在那，所以当地老乡背地里都叫他“大下巴”。
但这外号叫着可不亲切，那是透着血腥味的。
1941年那会儿，那边的欧洲战场打得正热闹，咱们这边的华北平原却在搞最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
“大下巴”这货在南孟修了个炮楼，足足有11层高，号称是平津保三角地区最大的岗楼。
修这玩意儿可不是请工人，那是直接抓人。
成千上万的民夫被抓去当苦力，几百间民房说拆就拆，皮鞭沾着盐水抽，那叫一个惨。
那座11层高的岗楼，根本不是用砖头砌的，是用老百姓的骨头渣子填起来的。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占元那个致命的谎言，点燃了导火索。
事儿还得从伪军小队长杨伯峰说起。
这小子想发财想疯了，带着人去大柏林庄勒索，结果点儿背，正好撞上了咱们二联县的公安科长朱干。
二话没说，朱科长抬手就是一枪，杨伯峰当场就去见了阎王。
剩下的伪军吓得裤子都湿了，跑回去跟国占元哭诉。
国占元一看手下死了，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带人去报复，结果扑了个空。
这下麻烦了，人没抓到，自己人还死了，怎么跟日本人交差？
这货眼珠子一转，心一横，干脆来个“杀良冒功”。
他把村里保甲所站岗的和在家的十几个老百姓全给抓了，回头跟太君汇报说：“抓到五名八路主力！”
消息传到“大下巴”耳朵里，这货兴奋得跟闻见血腥味的鲨鱼一样。
他带着四十多个骑兵，马蹄子把地都要踏碎了，风驰电掣地赶到了小柏林庄。
这时候，有个关键人物急坏了。
这人叫贾雨堂，表面上是伪军队长，实际上是咱们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关系。
他太了解“大下巴”了，这人只要一露面，基本上就是寸草不留。
眼看鬼子就要进院子，贾雨堂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冲着关押老百姓的牢门大喊了一嗓子：“把年轻的弄出来平沟去！”
这一嗓子，真就是救命稻草。
大部分年轻力壮的被拉出去干活，算是暂时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可是，剩下的五名上了年纪的老人——王义、张宝树他们，腿脚慢，被留在了死地。
“大下巴”到了现场，既不审问也不甄别。
据当时躲在暗处的老乡回忆，这魔鬼先是拿起一把板斧，用大拇指肚刮了刮刃口，皱了皱眉头，似乎嫌不够快，随手就扔出老远。
扔了斧子，他直接掏出王八盒子（手枪），对着那五个手无寸铁的老人，连续打了三个来回。
杀完人，他还跟没事儿人一样，坐在椅子上戏弄妇女。
为了杀人还要挑挑兵器顺不顺手，这不仅是坏，这是心里长了蛆。
更让人心酸的事还在后头。
日本人撤走后，胆大的乡亲们偷偷去收尸。
一进屋，吓了一大跳：六十多岁的王义老爷子竟然坐了起来，那个张宝树也还有气！
这本来是个奇迹，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奇迹往往就是绝望的前奏。
为了怕敌人发现他们没死再回来补枪，乡亲们只能连夜把他们转移，甚至在野地里假造了几个新坟头，用来迷惑鬼子。
可惜啊，伤势太重了，两位老人硬挺了一夜，还是在第二天闭上了眼。
那时候若是有现在的抗生素，说不定... 算了，不说这个。
“大下巴”的疯狂劲儿并没过。
仅仅三天后，在任水村，他又上演了一出更惊险的“猫鼠游戏”。
这次不是谎报，是真的有情报。
咱们霸县原来的区长邵九鹏就藏在任水村。
那天拂晓，天还没亮透，几百个日伪军就把任水村围得跟铁桶一样，苍蝇都飞不出去。
邵九鹏和财政助理员刘善志根本来不及往外跑，只能一头钻进堡垒户陈仲春家门洞西侧的夹壁墙里。
这场景，真的比现在的神剧还要惊心动魄。
几个伪军踹门进屋，翻箱倒柜找财物，甚至一脚踢翻了挡在夹壁墙洞口的药箱子。
当时邵九鹏手里的枪都已经推弹上膛，手指头就扣在扳机上。
只要伪军再动一下最底下的那个箱子，里面的人就只能冲出来拼命，那绝对是一场鱼死网破。
万幸的是，贪婪救了他们一命。
伪军光顾着抢桌上的东西，骂骂咧咧地走了，没去搬最底下的箱子。
但这却激怒了在外面等消息的“大下巴”。
搜捕无果，这恶魔恼羞成怒。
他把全村老百姓赶到广场上，逼问八路军下落。
全村几百口子，硬是没一个人开口。
这时候，最倒霉的群体出现了——村里的八个“甲长”。
这几个人也是倒霉催的，按轮班制，他们刚当了三天甲长，屁股还没坐热呢。
日本人觉得甲长就是管事的，肯定知道八路在哪。
可他们是真不知道啊，只能摇头。
结果“大下巴”脸一沉，骂了句“良心大大的坏了”，抬手就是枪响。
八个人，只有一个人反应快，呲溜一下钻进了旁边的屋里，捡了一条命。
剩下七个，全倒在血泊中。
这一幕太讽刺了：真正的抗日干部就在几米之外的夹壁墙里毫发无损，而那一群被日本人自己设定的基层管理人员——甲长，却因为日本人的无能狂怒成了替死鬼。
在屠夫眼里，猪圈里的猪是黑是白根本没区别，反正都是用来宰的。
这不仅仅是残暴，更是日军情报系统低能和殖民统治失败的铁证。
这一系列惨案，其实就是1941到1942年华北敌后抗战最艰难时期的缩影。
那时候日军搞“囚笼政策”，推行“三光”，咱们的生存空间真的被压缩到了极限。
像“大下巴”这种基层军官，手里握着生杀大权，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末日前的疯狂。
他们越是残暴，越说明心里发虚——他们恐惧这片土地上怎么杀也杀不完的反抗力量。
好在历史是有报应的。
这事儿过去仅仅两个月，到了1942年的“五一扫荡”中，这个双手沾满霸县人民鲜血的“大下巴”，终于还是被我军击毙了。
那个不可一世的南孟岗楼，最后也没能保住他的狗命。
回头看这段历史，咱们记住的不能光是“大下巴”有多坏。
更该记住那些细节：那个在枪口下不开口的普通村民，那个冒死喊一嗓子救人的伪军内线，还有那个在夹壁墙里握着枪、随时准备牺牲的区长。
正是这些人，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月里，撑起了咱们民族最硬的骨头。
参考资料：
河北省霸县地名办公室，《霸县地名志》，1983年。
相关的抗战时期冀中军区敌工部档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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