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日内瓦湖面仍带着寒意。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席上空了一个位子，白色名牌写着“龚鹏”——外文拼写早已被外交部统一改成“Gong Peng”。乔冠华坐在会议桌另一侧，翻文件的手忽然一顿，那块空白猛地扎得他胸口一紧。同行记者低声感慨：“乔部长最近憔悴得厉害。”没人再多说，所有人都知道那位被周总理称为“无人能替”的首任新闻司司长，两年前撒手人寰。
时钟拨回半个世纪前。1914年，龚澎出生在横滨。父亲龚振洲参加过辛亥革命，家教极严，常说“选择了路，便无退路”。动荡中辗转南阳、广州、上海，少女的世界观就在颠簸里成形：讨厌腐败，崇尚进步。19岁考进燕京大学，英语和写作同样出挑，风头盖过不少男生。一二·九运动后，她干脆投身地下工作。1936年在上海短暂停留，随后直奔延安。父亲临行那句“家门不会再为犹豫者打开”像钉子一样钉进心里。
延安岁月里，她给毛主席做过翻译，也和朱德秘书刘文华匆匆成婚。婚姻刚满月，两人就被调往不同战线。她赶赴重庆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1942年，高烧、手术、丧父、丧夫，一连串打击扑面而来，命运把这位秀丽女子硬生生锻成钢。术后卧床，她对同志说过一句话：“哭完了，该干活了。”短短十个字，把自己也钉在了岗位上。
同年秋天，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个年轻人，戴金丝眼镜，举止潇洒。周恩来介绍：“乔冠华，《新华日报》国际版。”两人日夜并肩写稿、接待外宾，渐生情愫却谁也不开口。直到好友冯亦代夫妇“点破”，11个月后，这对“南乔北龚”在重庆曾家岩携手。毛主席笑吟打油诗：“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一句玩笑，定格了当年外交战线最亮眼的组合。
共和国成立后，他们把婚姻和岗位绑在了一起。乔冠华负责研究室、代表团；龚澎独撑新闻司，日程密得像算盘珠。1960年代的北京，灯火常亮到凌晨，两人互留纸条互报平安。可长期透支身体，必有代价。1969年底，龚澎频繁头痛、血压飙高。“先把公文处理完，再去医院”成了口头禅。1970年5月深夜，她在家中倒下，被送医已是脑动脉破裂。周总理亲自督救，但终究回天乏术。9月20日，56岁的她走了。
葬礼后，乔冠华把工作室的灯调得更亮，文件摞得更高，却挡不住黑夜袭来。夜里，他常拿放大镜看妻子的旧照片，烟灰掉在文件夹上，也不自知。朋友劝他：“振作。”他答得淡：“忙着呢。”
时间慢慢抹平外表的伤口，却按不住室内的空荡。1973年初夏，一个闷热的下午，他把女儿乔松都叫到客厅。沉默良久，才咳嗽一声：“爸爸……想找个伴儿。”短短七个字，说得极轻，像孩子偷糖。客厅钟表滴答作响。女儿愣住，两秒后点头：“您不能总一个人。”这句话像把锁打开，他连忙补充：“家，还是这个家，谁也不走。”
乔松都回到房间，关上门。她知道父亲嘴硬心软，更知道母亲遗像背后那句遗书：“只要她不脱离群众，她就永远对得起我。”母亲生前那股“向前看”的劲儿，今天落到父亲身上也成了一种托付。
乔冠华再次走进外交舞台。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媒体捕捉到他举目示意发言的画面，神态自若。旁人或许看不出来，袖口里藏着一张照片——龚澎在重庆新闻发布会的留影。那天散会，他站在玻璃幕墙前叹息一声：“总得有人听我唠嗑。”同行年轻人笑说：“乔老，您自带光环，我们抢镜都来不及。”他笑，却没再解释。
家庭并未因再婚设防，两个孩子各自成家，逢年过节相聚，屋里依旧为母亲留一副碗筷。新阿姨小心收起，不触碰，却常帮忙擦拭相框。乔冠华定期整理书信，把龚澎写给友人的英文稿件装订，一册册排上架。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较真，他摆摆手：“这是她的声音。”
在后来口述访谈里，他谈到那年夏天与女儿的谈话，只留下简单一句：“孤独这事，人扛不了太久。”
乔冠华晚年仍奔波，文件夹始终带上飞机。机舱灯暗时，他会翻到笔记本最后一页，那行小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字迹苍劲，新墨覆盖着旧痕，几乎看不出当年写了多少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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