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冬，北京已结薄冰。午后，毛泽东批阅文件时翻到警卫战士兰宝华从广西带回的调查材料。看到“都安”二字，他停下钢笔，抬头发问：“东兰那个韦拔群，你听过没有？”兰宝华立正答道：“听过一点。”话音不重，却让屋内几位工作人员都抬起了头。距离韦拔群牺牲已过去二十三个年头，中央领导却仍随时惦念，这个场景本身足够说明问题。
把视线拉回去，东兰的山岭与右江的水面，是韦拔群早期理想发芽的地方。韦家在当地算小有资产，他却总往贫困寨子跑。连襟友人回忆，那年大旱，壮寨的谷粒不够下锅，韦拔群把自家仓里的稻谷推了半间屋。有人劝他“留点底”，他摆摆手：“我看不见他们饿着。”这样直接的性格，为他后来和土豪劣绅的冲突埋下火种。
一九一六年讨袁护国枪声甫定，他就带着百名乡勇奔贵州投蔡锷。战事结束后进了讲武堂，又被新思潮击中。同行军官回忆他在营房里高声朗读《新青年》，同僚提醒“收敛点”，他说“枪口堵不住心里的话”。这种硬气让他在黔军任参谋不过两年便辞职南下广州，寻找更彻底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期开学。彭湃点名介绍：“这位是广西东兰来的韦拔群。”短短几个月的集中训练，让他真正理解了“土地、武装、政权”的逻辑。结业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回去把老根刨一刨。”就在这一年，他身披斗笠溯右江而上，重回东兰。打米、练枪、办讲习所，四个月内拉起七个连。
第一次三打东兰城，农军用的火药还是自制土炸药。炸开县署大门后，他站台阶上向被俘团丁说：“今天你们是俘虏，明天可以是弟兄。”有人犹豫，他丢下刀：“要走就走。”结果大多数人留下，成了后来的右江主力。此事在当地传为奇谈，也让桂系军阀对他恨之入骨。
形势最险的时候是一九三一年。白崇禧调七千人围西山，宣称“三个月拿下韦拔群”。西山洞多林密，韦拔群把部队拆成十余股，白天不打硬仗，夜里伏击，甚至把炮口封泥作诱饵。敌军一个团追进幽洞，结果被滚木石雷反杀。连续三轮“围剿”失败，广西当局改用重金收买。叛徒韦帛就在这时出现。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日夜，西山秋雨。韦拔群病高烧，同警卫依洞壁稍事休息。叛徒借口找食物潜出洞，一个时辰后折返。枪声只响了一下，山林便恢复寂静。次日拂晓，警卫才发现韦拔群胸口鲜血已凝。西山脱险的学员后来写道：“只剩一盏马灯，还照得见他的脸。”
消息传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政府会议上提议默哀三分钟。毛泽东说：“他是农讲所最硬的学生。”这种评价并不轻易给予任何人。此后，每遇广西来客，毛泽东总要提起韦拔群，既是怀念，也是一种提醒：边疆革命同样奠基了共和国。
解放后，左右江老区的干部再进北京，毛泽东总问一句“东兰现在怎样”。一九六五年南宁会议期间，他对韦国清提到：“我在湖南搞农运，很多做法是看了右江的材料才定的。”这并非客气话。湘赣边一系列群众路线办法，与韦拔群当年“开会先唱山歌、议事全寨到场”的土办法很像，本质都是依靠最底层。
韦拔群牺牲后，红七军、红八军数千人远征中央苏区，右江根据地陷入持久拉锯。零散武装靠深山和族群网络保存火种。抗战爆发，老部下黄松坚率游击队归编新四军；解放战争接续，右江子弟跟着大军一路打到海南岛。名单摊开，很多名字旁边都备注一句“原东兰农军”。
兰宝华当晚回宿舍，把主席提到的故事写进日记。他后来回忆，那份调查报告主要谈农村粮食和少数民族生产合作社，“主席却先想起韦拔群，可见他是真的记挂”。历史相隔再久，人们仍能通过这种偶然的追问触摸到一个早逝将领的温度。
韦拔群没有目睹共和国大典，也没穿过正规军的将星军服；但在北京、在南宁、在右江山寨，他的名字依旧有人念起。从一次简短的问话到完整的革命脉络，可以看出：真正写在土地上的贡献，并不会因时间推移而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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