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仲夏，台北北投的山雨来得突然。张学良正翻着英文小说，警卫匆匆递来一份台湾《联合报》，头版一行大字——“蒋介石将于下周巡视海防”。他抬眼看了看门外的铁栅，轻叹一声，这种新闻与自己无关，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那场始于1936年的羁押仍未结束。
蒋、张两人因西安事变结下的纠葛，在1937年春便已定调：一个继续手握最高权力，一个被列为“特殊管束对象”。彼时，倘若有人断言张学良要等到1990年才彻底自由，大多数旁观者恐怕难以置信。可现实偏偏超出想象，时间一晃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张学良晚年回忆西安事变时，常用“不得已”三字概括。1936年12月11日夜，他与杨虎城步入华清池，对蒋介石采取“非常手段”。消息传出，国际社会哗然，国民党内部更是震动。蒋介石当即被迫接受“停内战、一致抗日”原则，但只要局势一稳定，他就着手算账。就这样，张学良换来了全国抗战，却失去了自己的余生。
1945年抗战胜利，外界普遍认为蒋介石会顺势“秋后算账”画上句号。美国《时代》周刊甚至预测“东北少帅将重返政坛”。然而，蒋介石只需一句“国家尚未安定”便让所有声音噤若寒蝉。张学良送去那只欧米茄金表，希望唤起昔日兄弟情分，结果连收据都没拿到，金表自此不知所终。
有意思的是，1949年国民党主力败退台湾后，张学良的看管由保密局移交给蒋经国。台北政坛流传一句玩笑：“两蒋父子，真正一致的决定只有一件——锁住西安事变的钥匙。”这句戏言在酒桌上提起，没人敢接话，但谁都心知肚明。
1959年深秋，蒋介石第一次在台湾召见张学良。两人隔着茶几，相对无言片刻。短暂对话不过几十个字—— 蒋介石低声道：“汉卿，书可写，事已过。” 张学良答：“是非自有公论。” 寥寥数语，把彼此的倔强暴露无遗。蒋介石想要一部“符合官方口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只愿实话实说。最终，《自述》在台北印成油印本，被封存档案室，再未公开。
1975年4月5日晚，台北荣总医院突然拉响紧急警报，蒋介石病逝的消息迅速封锁。不到两小时，“国防部”总值星官员已将讣告草稿送至各大媒体。与此同时，北投寓所灯火通明，张学良得到通知：四天后，他可以前去灵堂吊唁。
对于挽联，他足足写满三十多张草稿纸。删改、推敲、再删改，直至4月8日深夜才定版。“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十六字，既无炫技，也未掩饰锋芒。有人揣测，这八个逗号间藏着张学良对半生沉浮的全部感触。
4月9日上午十时许，灵堂外细雨如丝。张学良扶着赵一荻的手，慢慢走进大厅。水晶棺内的蒋介石双目紧闭，面部化妆痕迹清晰。站定良久，他并未行军礼，只是微微鞠躬。随后抬头，看着自己的挽联被挂起，眼眶微红，却没有落泪。
吊唁结束，他未与蒋经国多言，只说了一句：“诸事保重。”随后乘车离去。车窗外，台北街头行人驻足，议论声此起彼伏，大都猜测“少帅是否终于解禁”。事实证明，蒋经国遵从父训，没有立刻松绑。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管束才名存实亡，两年后彻底解除。
1990年3月，夏威夷檀香山机场出现一位戴墨镜的老人，正是已经90岁的张学良。这一次，没有警卫跟随，没有报到手续，他终于可以自主选择下一站。多年旧识见面打趣：“少帅，这回真放虎归山啦！”老人莞尔，摇头不语。
回望半个世纪的拉锯，一个执意维护权威，一个执意主张抗日，彼此的抉择在当时都自认无愧于民族与时代，却让恩怨难解。蒋介石已沉睡在慈湖，张学良后来辗转夏威夷、洛杉矶，直到2001年秋才谢幕。他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走到生命终点，却共同在史册上留下鲜明注脚。
或许，用最简短的十六字作为注脚，恰恰符合历史本身的复杂与冷峻：兄弟之情、权力之争、家国之义，全系于一线之间，成败荣辱终归让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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