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明这阵子可真是风光。服装店开张第一个月就净赚两万三，这数字在当时的东北小城，简直是天文数字。他骑着自行车都觉得脚下生风，脑子里盘算的早不是当初许诺给女儿梦梦的那辆夏利车了，别墅的影儿好像都在眼前晃。李小珍在店里忙进忙出，脸上也挂着满足的笑。
两口子都觉得，好日子，这才刚开了个头。他们讲义气，心肠热，看到郭大炮入狱后他妹妹郭小雪孤苦无依，发烧在家躺了一天都没人知道，心里那叫一个难受。崔国明还没琢磨好怎么开口，李小珍已经利落地拍了板：把小雪接家里来住！咱们不缺这一口吃的。在他们看来，这是行善积德，是必须做的事。
可他们唯独忘了，自己家里还有个正处在敏感年纪的亲生女儿，梦梦。梦梦这孩子，打小就因为爸爸崔国明那些“不靠谱”的折腾——入狱、下岗、各种大起大落——比同龄孩子早熟。她嘴上不说，心里却像明镜一样，会为爸爸的安危揪心，会为家里的未来发愁。崔国明下岗那天喝得醉醺醺回家，客厅里亮着灯等他的人，正是假装写作业的梦梦。她不是在用功，是在等爸爸，怕他想不开。这份深藏的担忧和懂事，崔国明当时未必全然领会。
家里原本的格局，早因表弟二胖的到来改变过一次。梦梦从独占父母关爱和一间房的“公主”，变成了要和二胖分享一切的姐姐。虽然有点不习惯，但二胖是亲戚，血脉连着，她也就慢慢接受了。可郭小雪不同，她和崔家非亲非故。她的到来，让梦梦的私人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公主床换成了上下铺，夜晚还要忍受小雪无意识的磨牙和梦话，导致休息不好，白天上课直打瞌睡。这些具体的、琐碎的困扰，沉甸甸地压在一个孩子心上。
崔国明和李小珍并非不疼梦梦，但他们的疼法，在梦梦看来成了“偏心”。他们觉得对二胖和小雪这样的“可怜孩子”理应多照顾，认为梦梦作为自家的孩子，应该理解甚至支持这种“义举”。李小珍为了不让小雪感觉生分，特意买了两双当时流行的鞋子，梦梦和小雪一人一双。这在她看来是“一视同仁”的温暖，但在梦梦眼里，却是自己最后一点“独特性”也被剥夺的象征——连礼物都不再是专属的了。她爆发了，扔掉了鞋子。这不是针对小雪，而是对父母那种“理所当然”的忽视，做出的最激烈的抗议。
这件事以郭小雪的短暂离家和小雪的道歉收场，梦梦也收下了鞋。但裂缝已经产生。梦梦变得沉默，上课状态越来越差，成绩一落千丈。直到老师把崔国明请到学校，疑惑又严肃地问：“崔梦最近怎么回事？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你这当父亲的，得多上心啊！”崔国明被问住了，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他这才惊觉，自己对女儿近期的情绪、学习状况，竟然一无所知。老师那句“这可是你亲闺女”，像一记闷棍敲醒了他。
那一刻，崔国明和李小珍或许才真正开始反思，他们在忙着创业、忙着讲义气、忙着照顾他人时，是否忽略了最该精心呵护的至亲骨肉？他们给了梦梦衣食无忧，却可能忽略了那份专属于她的、不可替代的情感关注和尊重。这份“对不起”，并非出于不爱，而是源于一种“灯下黑”的疏忽，源于将孩子的懂事当成了理所当然。
说回崔国明的事业。他的聪明和敢闯敢拼是毋庸置疑的，烧烤店老板南下发展的决心，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他敢于“下海”的勇气感染。但崔国明的弱点也恰恰在此：他敏锐，却缺乏深耕的耐心；他果断，却少了周全的谋划。服装生意的成功让他信心爆棚，很快又一头扎进“变速自行车”这个新项目，两万块本钱毫不犹豫就投了进去。
为了更快地赚大钱换大房子，解决家里越来越拥挤的现状（现在家里有三个孩子和一只狗），他冒险独自前往边境城市绥河，想做笔大买卖。结果，人生地不熟，刚一到地方就被人盯上，身上的本钱和货物被洗劫一空，只能狼狈地空手而归。这次失败，给了他沉重一击。
从这些经历看，崔国明后来的道路不难推测。服装生意的红利未必持久，自行车项目前途未卜，加上这次绥河之行的重大损失，很可能将他再次打入谷底。家庭的负担却越来越重：梦梦、二胖、郭小雪，还有他出于义气资助的朋友的孩子，至少四个孩子的开销像一座大山。以崔国明的性格和责任感，他绝不会逃避。
因此，他最终选择远赴韩国打工，就成了一个合情合理、甚至必然的选择。那不是去享福，而是去干最累的活，挣最辛苦的钱。他的“折腾”从地面转到了海外，动力不再是单纯的发财梦，而是变成了一种深沉的家庭责任——他要撑起那个大家庭，要让家里的每个孩子，包括他总觉得有所亏欠的梦梦，都能继续上学，吃饱穿暖。#老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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