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站在科举顶端的人,偏要一头扎进实业的泥沼,想用工厂的机器声,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这听起来荒唐的选择,却是那个年代最沉重的坚守。
办厂的第一步就是筹钱,可这钱难筹到超出想象。1895年张謇开始筹建纱厂,最初想集25万两商股,招股告示贴出去44个月,真正凑到的社会商股只有15万多两。合伙人来了又走,有的答应出资却屡催不应,他跑遍南京、上海求助,借公款不成,用机器抵押也不成,急得没办法只能把收购的棉花运去上海卖掉应急。最后还是靠接收张之洞之前购置搁置的进口纺纱机,折价25万两当官股,才勉强把厂建起来,取名“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投产第二年就赚了5万两,第三年赚了10万两,股东分到红利后,入股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好运在一战时来了,列强忙着打仗,没功夫往中国倾销商品,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大生纱厂的棉纱供不应求,纱价从每箱156元涨到230元,1917到1921年五年间赚了数百万两。张謇没把钱存起来或买田地,而是全投回了南通。他办了370多所小学,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还有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军山气象台和养老院——不过这气象台不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座,1872年上海徐家汇已有法国教会建立的观象台。他还修整道路、修建桥梁,在沿海开荒植棉建盐垦公司,养活了十万多家百姓。那时候的南通,成了黑暗时代里难得的模范城。
可好日子没持续多久,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日美英的商品和资本疯狂涌入中国。更糟的是国内军阀混战,嫡系军阀来借军饷,奉系军阀来收特税,盐税被截留,棉花被抢夺,运输线路也被封死。1922年开始,大生纱厂连续亏损,债务高达900万两,每年利息就有100万两。张謇四处奔走求助,向军阀低头,向外国银行借高利贷,可还是挡不住颓势。1924年,大生一厂被地方钱庄组成的维持会接管,1925年又被上海银行团正式接办。
73岁的张謇,晚年确实因债务问题陷入困境,曾在上海短暂避债,但最终于1926年8月24日在南通濠南别业逝世。这个曾经身披红花骑马游街的状元,晚年过得狼狈不堪,去世时家里一贫如洗,随葬品只有一把扇子、一副眼镜,还有礼帽和一对装有牙齿与胎发的小金属盒。他创办的大生纱厂后来几经波折,1952年实行公私合营,更名为“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如今仍是国家高新技术骨干企业。
有人说他的实业救国是空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根本行不通;也有人说他没失败,他留下的学校、工厂,还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直影响着后人。国家是皮,企业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张謇的遗憾,到底是个人的无力,还是时代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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