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9日清晨，嘉陵江畔薄雾未散，两辆越野车驶出南充城郊。车里那位七十四岁的老人，拄着竹杖静静凝望窗外，一句自言自语轻轻滑出：“离家半世纪，又是一年春色。”同行人员知道，他就是三军敬仰的朱德。此番回到四川仪陇，既为调研灾年民生，更为弥补五十二年乡情缺憾。

车轮碾过山道，老人的思绪被青瓦白墙牵回童年。十岁改名“玉阶”，十八岁学成县试、府试，却误赶末班科举；十九岁决然弃笔习武，踏进云南讲武堂。从此戎马一生，家乡只剩梦里炊烟。如今山路依旧弯，草木却早已换了新枝。

傍晚抵马鞍场，夕阳把梯田染成琥珀。朱德不肯先赴县府，径直去了马鞍中学。学生刚吃完晚饭，他逐一询问口粮、补助和春荒应对，“娃娃正长个，得吃饱。”一句话说得陪同干部满脸汗。学校的伙食只是野菜和红薯叶，他立刻嘱托：必须把最紧的粮票优先给学生。

夜宿简陋招待所，桌上三碟青菜、一小盆红薯，老总吃得有滋味。康克清打趣：“就差家乡泡菜了。”他笑着夹起红薯，“这味道，比山珍还香。”众人无言，却被那份从容感染。

次日早晨，他提议先到大湾旧居。随行干部担心道路泥泞，朱德摆手：“老屋塌不塌得住，总该回去看看。”院坝里，堂叔堂弟围上来。有人惊讶他仍穿旧军装，“做了大官也不换身衣服？”朱德回答：“布能遮寒便行，国家还困顿，哪来讲究？”说罢，他将带来的小礼物和糖块分给孩子。

家宴没有肥肉，只有玉米粑粑。亲人面黄肌瘦，朱德沉默良久。“乡亲们还吃不饱……”他摇头叹息，却马上询问种子、耕牛、集市物价，一一记在随身小册子。堂弟递上自酿米酒，他轻抿即止：“粮食贵，别多浪费。”

午后凭吊父母坟茔，老人插下松枝，鞠了三个深躬。脚步离开柏林嘴时，他突然站住，看着随行人员：“屋子别做陈列馆，改成学校，多放几张课桌。”一句“现在就改”，说得乡干部不断点头。

傍晚回县城，第三天行程排得很紧：农业社、农药厂、金城小学都在表格上。可朱德路过县幼儿园时停住了。木牌上写着“机关托儿所”五个黑漆大字，他眉头一沉，举杖指向门匾：“立即更换！为啥只收干部子弟？改‘城关托儿所’。群众娃娃才更多，需要更紧。”一句话不高，却让在场干部如临大敌，当即安排木工连夜换牌。

离开幼儿园，他又提醒县委几句：“仪陇山多林密，药材竹木漫山，你们要搞油桐、白蜡，也要种果树。粮棉油三条线，都不能丢。”语气不急，但句句是干货。陪同干部低声应答，有人悄悄感叹：“总司令心里装的，还是老百姓。”

短短三天，朱德谢绝了所有迎送宴席，只让秘书买了十二双草鞋。他说：“长征到延安，草鞋陪了我十几年。带几双回去，晚饭后散步穿着舒坦。”乡亲塞来的腊肉腌菜，他全部推回，只留下两包干辣椒，“北方难得这味，让厨师给警卫班解解馋。”

返京途中，他整理调查笔记多达两万余字，灾年口粮、学童辍学率、杂交高粱亩产，全写得明明白白。四月把报告交到中南海，同时建议破除地区封锁、让物资自由流通，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事可行。”

自此到1963年，他又六进四川，每次仍旧一身旧军装、一双千层底布鞋。省里动议给他老屋扩建纪念馆，他只写了六个字回绝：“务必慎重，莫铺张。”对外人如此，对家人更严。朱敏在北师大分到宿舍，他要求女儿住集体楼；朱琦转业地方，他强调“从车间干起”。子女嘴上叫苦，可谁都知道，那是家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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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军去世前，存款二万零八百元，全数上缴国库。康克清替他办完手续，才对值班护士轻声说：“这是他的心愿。”没有遗产，却留下了一份明白规矩。仪陇人后来回忆那次幼儿园改牌子，觉得事情不大，却正是那五个大字，让他们第一次真切理解什么叫“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