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期内容中说到，“澳门王”何贤之所以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重视，跟他多次化解澳门政治危机的功劳是分不开的，而发生在1952年的“关闸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该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明清时期的四大海关之一，其修建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新中国成立后，该关闸便成为了广东拱北海关和澳葡当局之间的分界线，当时，中方和澳方均在此布置有哨兵把守。
冲突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
当时我军站岗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而驻守关闸的葡军士兵中，有些还是黑人，双方距离只有短短的几十米。
一天，一名黑人葡兵突然内急，于是就跑到炮楼外脱下裤子就地解决，两名解放军士兵见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我军战士只是感到新奇，但黑人葡兵却认为这是故意嘲笑，于是便不由分说地端起枪，对着我军战士发起怒来。
虽然听不懂对方讲的是什么，但从脸色来看，肯定是不是什么友好的信号。而我军战士也不甘示弱，当即沉下脸色，紧紧盯着黑人葡兵。怎料，这名黑人葡兵越想越气，当即便对着我军战士扣动了扳机。
自驻守关闸以来，我军战士始终遵守上级的指示：“既不主动惹事，也不示弱的有理、有利、有节”，但对方既然已经率先开枪，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两名战士立即还击，还投了个手榴弹以示警告。
当然，尽管开枪还击，但主要以警告为主，所以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显然这名黑人葡兵并不识趣，当即就回去向上级汇报，称自己受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请求增援。不久后，葡方派出九名士兵赶到现场，并将拦路用的“木马”推向我方警戒线内。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人民政府便多次严正声明：
港、澳均为中国的固有领土，新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港澳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待时机成熟时，必定会予以解决，未解决前则维持现状。
然而，对于我人民政府的声明，澳葡当局置若罔闻，并误以为这是新中国软弱可欺的表现，一再进行挑衅。
对于这样的顽固分子，只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予以坚决、彻底的打击！
我军战士见状，立即打手势警告葡军士兵停止挑衅行动，并将“木马”移回去。但葡军士兵毫不理会，继续将“木马”向我方推进。我军战士怒不可遏，迅速冲上前按倒一名葡军士兵，其余葡军士兵四散奔逃。
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葡军指挥官看到越境士兵被我军擒获后，自觉理亏，想把这名士兵救回去，于是又派出6名士兵冲过我方警戒线，与此同时，葡方碉堡里的士兵也开始趁机向我方官兵开枪射击。
澳军如此嚣张，我军战士已是忍无可忍，当即开枪还击，当场击毙了一名葡军士兵。接着，我中南军区公安第十师第二十九团一营一连官兵也闻讯赶来，与葡军展开了激战。战斗进行了十多分钟，中葡双方均有伤亡。
事件发生后，我方立即向澳葡当局发出通知，称葡方要为该事件负全部责任。葡方自知理亏，当即便请何贤、马万祺等“华人代表”出面与中方斡旋。
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向周总理汇报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得到了毛主席“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的指示后，同意和葡方展开谈判。
然而，在此后连续几天时间里，葡方士兵仍继续向我军开枪、开炮。面对挑衅，我军官兵立即予以还击。几个回合下来，双方已经是死伤累累。
为了惩罚澳葡当局，8月2日，中方宣布封锁关闸通道。
毫无疑问，这是一步狠棋。因为当时澳门的蔬菜、水果、粮食等生活物资主要依赖广东中山县提供，封锁关闸通道后，便使澳门变成了一座死城，一时间，民怨沸腾，谣言四起。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谣言还颇为“有趣”。有的说解放军已经调集重兵部署在关闸北面，大战一触即发；还有的说中方这是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不让民需物资进入澳门……总而言之，澳门的处境将越发艰难。
时任澳门总督的史伯泰已然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深知，倘若再不妥协退让，势必会动摇澳葡的统治根基。但鉴于当时中葡两国尚未建交，史伯泰只好再次让经济局局长罗保去请何贤、马万祺出面再度与中方斡旋。
然而，尽管澳葡当局有错在先，但其并不打算承认错误，澳督史伯泰更是明确要求：谈判只求不要把事态扩大，至于谁对谁错的问题则避开不谈。
当时，我方共提出了三个谈判条件：一是澳葡当局必须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二是就该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但史伯泰却只答应第一条，其余两条均不答应。以至于当罗保将澳督的意思转告给何贤时，何贤还有些生气，他当即表示：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儿上才答应再去的，倘若澳督还是这个态度，实在难以从命。
之后，何贤和马万祺一起去见了史伯泰，在转述了中方的意见后，便劝他改变态度。
史伯泰还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人，他知道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采纳何贤和马万祺的建议，于是，他同意了！
经过15次谈判，1952年8月23日，澳葡当局正式向中方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撤退到原来规定的警戒线内，并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4亿元（旧币）。持续一个月的“关闸事件”至此落下帷幕。
多年后，何贤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
“我那次上内地做传达，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澳葡当局明明知道澳门的生活物资大都依赖内地攻击，为何在冲突爆发之后还敢继续挑衅呢？甚至在我方提出明确的谈判条件后，仍不准备答应呢？
很明显，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百余年前，认为只需要架上几挺机枪、几门大炮就能让中国屈服，就能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但事实证明，新中国不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待朋友，我们有好酒，而对待豺狼，迎接它的只有猎枪！
“关闸事件”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影响却很深远，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在这之后，西方各国在我国华南边境地区的挑衅行为明显减少，维护了华南地区局势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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