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这句话乍一听好像是句废话，谁不认自己是谁？
但是转过头来看一看欧洲就明白了，一些语言和文化差异可能远小于我国南北方的地方，在欧洲却是作为独立主权国家而存在的。
中国民族众多，各地方的方言迥异，南方一些省份的地方甚至隔了一个镇讲的话就不一样了，可奇怪的是，无论说哪种方言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是中国人。
这便引出了一个让许多外国朋友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在幅员辽阔、文化多样的中国，人们对“中国人”这一身份的认同如此牢固和普遍？
要理解这个问题，不能只看现在，得把目光投向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国的首次统一起点并非秦始皇的千军万马，而是一种更早、更深层的观念——“大一统”思想的萌芽。
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天下”的概念就已经出现。
周天子被认为是“天之元子”，代表天统治着“溥天之下”的土地和人民。
这种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需要一个中心来统领的观念，像一颗种子埋在了中国文化的土壤里。
后来儒家学者更明确地提出“大一统”，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老百姓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后，也深深渴望“定于一”的安定生活。
后来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秦朝虽然短命，但它打下的制度框架影响深远，因为它确立了一个观念：天下可以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应该由一个中心来治理。
后来汉朝接棒，把这套理念用儒学包装起来，变成了一套有道德支撑的政治秩序。
这个时候，“中国”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明秩序的代名词。
谁掌握了这套秩序，谁就代表“中国”。
哪怕你原本是边疆部族，只要接受这套规则，推行礼乐制度，尊孔读经，那你也可以是正统。
反过来，如果你占据中原却不施仁政，不守礼法，那就算你坐了龙椅，也被视为“僭伪”。
这种逻辑，在历史上反复上演。
五胡乱华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族群纷纷入主中原，但他们没有试图另立新国，而是争相宣称自己继承了华夏正统。
北魏孝文帝甚至主动汉化，迁都洛阳，改姓元氏，穿汉服，说汉语，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国”。
到了唐朝，出身关陇集团的李唐皇室本身就有鲜卑血统，但没人质疑他们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完全融入了中原体系。
宋朝虽然军事上弱势，但在文化输出上极强，周边的辽、金、西夏、高丽、日本都以学习宋朝制度为荣。
哪怕打仗打得你死我活，文化上还是认这个“中国”的招牌。
元朝和清朝更是典型，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然一开始对汉人实行等级制度，但很快就开始修史、开科举、设行省，试图把自己纳入中国王朝的谱系里。
清朝就更不用说了，满清入关后迅速接管了明朝的官僚体系，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个个熟读四书五经，亲自批注经典，还组织编纂《四库全书》。
他们不是在消灭中国文化，而是在争夺对“中国”解释权的主导地位。
正因为如此，满清灭亡后，民国和后来的新中国也都没有把清朝视为外来政权，而是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正统序列之中。
这种包容性，在世界其他文明里，尤其是欧洲，极为罕见。
欧洲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逻辑不一样。
欧洲自罗马帝国分裂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政权，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名不副实，教皇和国王互相掣足，各地领主各自为政。
到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语言、宗教、历史记忆成了划分“我们”和“他们”的主要标准。
法国人之所以是法国人，是因为说法语、信天主教、经历过大革命；德国人之所以是德国人，是因为说德语、有共同的日耳曼传统。
一旦这些要素出现差异，认同感就容易断裂。
比如比利时，北部讲荷兰语，南部讲法语，两边在文化、经济、政治上长期对立，差点就分家了。
再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有自己的语言和历史叙事，一直闹独立。
这些在欧洲被视为正常现象，但在中国人看来就有点不可思议，不都是一个国家，至于吗？
中国人之所以会这么想，是我们不以语言、血缘、地域作为首要标准，而是看是否认同这套文明秩序。
广东人讲粤语，福建人讲闽南话，新疆人讲维吾尔语，但只要接受国家法律、尊重历史文化、参与公共生活，就是中国人。
这种认同不是排他的，而是开放的、动态的。
你今天可能来自边疆，明天通过科举进入中央，后天你的后代就成了“中原士族”，这种流动性，让“中国人”的身份具有极强的吸纳能力。
历史上，多少游牧民族、山地部落、海外移民，最终都融入了这个共同体，不是因为他们被同化了，而是因为他们主动选择了加入这个文明体系。
现代中国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这种制度设计既保障了国家统一，又尊重了地方特色。
所以你去云南，能看到傣族泼水节热热闹闹；去内蒙古，能听到蒙古长调悠扬婉转；去西藏，寺庙香火不断，信众虔诚。
这些都不是“被允许”的文化表演，而是真实存在的生活方式。
西方一些人总喜欢用他们的民族国家模型来套中国，结果越套越糊涂。
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我们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之上，而不是近两百年的民族建构之上。所以我们可以包容差异，可以在多元中求统一，可以在变化中守根本。
这种模式或许不适合所有国家，但对中国来说，它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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