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八月,一张哈军工的毕业分配函,轻飘飘地落在空军司令部的办公桌上,却把旁边的秘书吓得手都不敢抖。

按理说,这是好事,那时候哈军工出来的毕业生,那是全军抢着要的宝贝疙瘩,更别提这孩子学的还是航空工程,专业对口得严丝合封。

可问题就在于这毕业生的名字叫刘煜滨,而坐在桌子后面那个黑着脸的人,正是他亲爹——空军司令刘亚楼。

这事儿要是搁别人家,那真是祖坟冒青烟。

那时候中苏刚闹掰,苏联专家撤得干干净净,图纸也没了,空军正缺懂技术的大学生。

连哈军工那边都觉得,这孩子回空军是板上钉钉的事,顺水推舟发个函来确认一下。

谁知道,这一纸公函,在刘亚楼这儿直接撞上了铁板。

当时的情况其实挺微妙。

很多人觉得刘亚楼这是大公无私,其实吧,这里头藏着一位父亲最狠辣的算计。

那时候刘亚楼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脑子比谁都清醒。

他太了解空军这支队伍了,那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如果司令员的儿子进了空军,哪怕是从修飞机轮胎干起,周围的人敢真把他当兵看?

干好了是靠爹,干坏了没人敢管,这不就把孩子给废了吗?

在我刘亚楼的地盘上,没有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近水楼台先湿鞋”。

刘亚楼的处理方式,跟他当年指挥打天津一样,不留退路。

只有一句话:“换个去处,别在空军。”

他没给儿子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把这个本该穿空军蓝的高材生,一脚踢到了装甲兵系统。

要知道,那时候空军待遇是全军拔尖的,而刘煜滨去的那个装甲兵连队,驻扎在深山老林里,条件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这一刀切下去,当时在部队高层震动不小。

毕竟那时候不少将领的孩子都大了,怎么安排工作是个头疼事。

刘亚楼这一手,直接给全军立了个标杆,把那些想走后门的心思全给堵回去了。

刘煜滨去的地方,那真是苦得掉渣。

原本是个林场改的营区,冬天冷得吓人,气温能掉到零下三十多度。

他一个在南方长大的孩子,又是高干子弟,这下算是掉进冰窟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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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房没暖气,油库管线老冻裂,为了战备,他和战友得轮流守着煤炉子。

手冻烂了,脸被风吹裂了,这些消息传回北京,当妈的赵崇德心疼得直掉眼泪,想让丈夫哪怕去封信问候一下。

结果呢,刘亚楼看了信,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回信就冷冰冰三个字:“好好干”。

你说他绝情?

其实这才是真疼孩子。

刘亚楼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洋墨水,他太知道权力的毒性了。

和平年代,特权就是毁掉年轻人最快的毒药。

他把儿子扔进最苦的地方,就是要把那层“司令员之子”的光环给扒干净,逼着刘煜滨长出自己的骨头。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就是要把光环扒干净,让他自己长骨头。

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

仅仅一年多以后,1965年5月,这位“空军之父”因为肝癌走了,才54岁。

随着他的离去,后来局势大变,很多当初看着风光的“关系”,后来全成了要命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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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刘煜滨,因为早早就被亲爹赶出了空军机关,在那鸟不拉屎的基层搞技术,反而避开了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漩涡。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刘煜滨虽然没开上飞机,但凭着在哈军工的底子和基层磨出来的韧劲,在科研战线扎了根,成了导弹项目的技术骨干。

多少年后回头看,刘亚楼当年那一推,看似无情,实则是给了儿子一张最稳当的护身符。

这事儿过去快六十年了。

现在再看那封被退回去的公函,还是觉的分量重千钧。

那个年代的人,处理家事的那种决绝和清醒,确实让人服气。

这段往事就像一颗生了锈的弹壳,擦一擦,里头露出来的全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金属光泽。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刘亚楼上将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穿着那一身心爱的空军服,走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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