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14日清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还没完全亮起灯，一支颤抖的手在白纸上划过。护士听到轻唤，俯身凑近，只听老人低声嘱托：“请务必把这封信交给杨副主席。”不多时，手里的钢笔停住，浦安修合上信封，神情终于松了一口气。距她去世，只剩二十多个小时。
信封上写着八个字——“关于老彭传记事”。这八个字让医护人员意识到，老人心里始终放不下的，依然是离世十五年的那位彭德怀。随后，信件通过总政专人呈送中南海，杨尚昆展信时已近午夜，眉心轻蹙，久久无语。据在场者回忆，他只说了一句：“老战友的托付，不能耽误。”
时间往前推二十九年。1962年10月的杭州，阴雨连绵。吴家花园客厅里，彭德怀摆上一只黄澄澄的酥梨，用小刀削得薄如蝉翼，再平分两半。分梨即“分离”，此情此景，外人看了都替他们揪心。彭德怀放下刀，开口却透着硬气：“安修，相信我就别吃那半梨。”一句话把决定权全部抛给眼前人。
浦安修的眼圈本就红得厉害，这一刻却还是伸手拿了一半，含泪咬下第一口。她不是不懂寓意，只是下不了决心走别的路。旁边的杨献珍急得连声劝阻，却只能看着半片梨消失在泪水里。彭德怀把剩下的半片狠狠掷到地上，扭头而去。吱呀的门声像刀子，在房梁上回荡。
回到住处，浦安修向组织递交离婚报告。中央收到后，杨尚昆批了条子——“划清界限不必通过离婚。”周恩来也表示：“离不离，是他们私事，组织无权裁决。”于是这份报告一直搁着，两人的婚姻法律上并未终止，但情感裂痕却和那只摔碎的梨子一样，再难修复。
1974年，彭德怀病危。有人赶去询问浦安修是否探望。她沉默许久，只回了七个字：“我还是不去吧。”一句话关上了最后的门。彭德怀弥留之际并未等到熟悉的身影，这成为浦安修晚年最深的失眠原因。多年后，她对杨献珍自责：“当年梨是我吃错了。”
真正让她下狠心补偿的是1978年。工作恢复后，她被邀参与《彭德怀军事文选》整理。一次审稿会议结束，她独自坐在资料室，翻着彭德怀手写批示的原件，字迹苍劲，一针见血。看着看着，泪水模糊纸面。那晚，她给同事留下一句：“要是能把他的完整传记做出来，我死也瞑目。”
组织很快批准了编写计划，并补发抚恤款四万八千元。彭德怀生前留给她的四千元，她只留两千，另一半交到家乡，算是替老彭尽孝。剩余经费被她用作写作组招待费。有人劝她留点养老钱，她摆摆手：“这些都是公家的，不能混用。”
编写过程并不顺。材料浩如烟海，交叉印证耗时耗力。更难的是，有些关键战役会谈录音缺失，需要到各大档案室层层审批。浦安修年过七旬仍天天守在资料堆里，常常忙得忘记吃午饭。一次整理到红三军团长征电报，她忽然对身边助理说：“这段你去抄，我念给你听。”声音坚定，一字一句，不容差错。
1990年底，她被确诊为心脏瓣膜严重硬化。医生下达静养指示，她却仍惦记未完稿的最后三章：抗美援朝归国、庐山会议风波、晚年沉冤。写作组进病房汇报进度，她气息微弱，却连续提出十余处需补充出处，不得不说，对细节的苛刻达到了偏执的地步。
临终前那封信，除了拜托审稿，还附上一份清单：尚需核查的时间坐标、需补采访的十位部队老首长、三段战役地图位置校对。她担心写作组因人手不足虎头蛇尾，特意恳求“请指派专人盯到底”。末尾一句用钢笔重重圈了两道：“若传记夭折，此生抱憾。”
第二天凌晨4点32分，心电图划成直线。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杨尚昆得讯，立即批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全力保障《彭德怀传》出版，无限期不得停工。”总政、总参随后抽调精干人员，增补到写作组。工程迎来转折。
1997年春，七十余万字的《彭德怀传》在北太平庄的军版印厂正式开机。审读通过那天，印厂拉起横幅，没有庆功酒，只有每人一碗简简单单的馄饨。有人感慨：“老彭回家了，也算告慰浦老师。”书脊上题写“彭德怀传”四字的，是邓小平。印厂师傅说，装订最后一道工序时，每个人都格外小心，“就像递交军礼似的”。
《彭德怀传》发行后的头半年，上千封读者来信涌向写作组办公室，其中不少是老兵。他们说读到朝鲜战场章节时，仿佛又听到鸭绿江上的炮声。也有人把书寄到湖南湘潭老家，留言“交给村里的孩子们看看，知道咱们这位战将到底靠什么赢得尊敬”。
至此，那间病房里写出的信件完成了一桩托付。倘若浦安修还在，大概会用她惯有的平静语气说一句：“总算没辜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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