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11日清晨，北京西山灰蒙蒙的雾气贴在松林顶端，军委办公厅值班电话骤然响起。两小时后，邓家栋、汪石坚带着厚厚一沓病历站在中南海，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说明最新情况：叶剑英突发肺炎，高热不退，心衰迹象明显。时间紧，杨尚昆决定亲笔向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送交书面汇报，并让王敏清马上进入救治一线。
叶剑英当时已87岁，帕金森综合征折磨了他四年，心脏又接连出过问题。保健组原本计划春节前做一次系统复查，没想到病情突然翻船。王敏清回忆，那天刚进二号楼，门口简易蓝布帘随风飘起，里面弥散着淡淡的酒精味，护士的脚步几乎听不见，却都在小跑。
呼吸机、监护仪、除颤器沿墙一字排开，房间比以往更闷。叶剑英并非第一次高烧，但这次咳痰困难，血氧飘忽，任何延误都可能导致急性心衰。医护人员决定先用纤维支气管镜吸痰，再配合降温、抗感染三线用药。所有步骤写进记录本，每一步旁边都留空格，以便随时调整。
11日傍晚，杨尚昆来到病房。叶剑英意识尚清，声音虚弱却仍关心军改进度，“军委的材料我还要看看。”杨尚昆俯身回答：“先把病打下去，文件随时给您过目。”一句对话不到十秒，却让在场医生瞬间绷紧：必须抢时间。
三天后，体温降到38摄氏度，叶剑英却出现细小震颤，血压紊乱。专家们判断是帕金森药物与抗生素交互作用所致，停药还是减量意见不一。讨论到凌晨，决定逐步撤掉左旋多巴，转用短效制剂观测。不得不说，这在当年属于相当激进的处理方式。
连续值守的护士几乎没合眼。为了避免操作失误，她们用彩色胶带在各种输液管上做标记，红管强心、黄管抗生素、蓝管补液，一目了然。这种看似简单的办法后来写进中央保健工作制度。
1月16日凌晨两点，高烧卷土重来，氧饱和跌至75%。汪石坚判断气道阻塞加剧，必须切开气管。电话一路打到中南海。批示十分钟就下达：“立即实施”。手术室临时改在病房边的小会议室，37分钟，气管切开成功，呼吸机稳定输出。
此后十余天，病情在低位徘徊。王敏清把那段经历形容为“淮海战役”并非夸张。患者高龄、多系统衰竭、药物冲突、感染反复，任何环节缺口都会前功尽弃。为了减少交叉感染，医护人员分成红白两班，轮流值守，每班八小时，只在走廊交班三分钟。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偶尔清醒时仍保持旧日风度。一次护士给他翻身，大褥单滑落，他微笑着摆手，“不必紧张，一线战士更不容易。”短短一句，房间的紧绷瞬间松了几分。
2月上旬，病情终于进入缓解期。中央保健委员会三次下发通报，强调必须维持最优资源配置。广州呼吸专家钟南山接到通知，九个小时后出现在西山，带来新型雾化装置。装置与气管切开接口适配，大大减少黏痰堵塞。
3月，血象恢复，X线提示肺部炎症基本吸收。医疗组把厚厚一摞监测图表放在桌上统计，整整28项指标，全线回稳。杨尚昆专门约见全体成员，简短说了两句：“功劳不在纸面，在你们的汗水。”话不多，却让许多人喉咙发紧。
然而后续保健同样繁重。为了防止再次感染，房内空气过滤系统升级，每日紫外线消毒两次；膳食改用半流质，少盐低脂；康复师每天帮助患者做关节被动运动，延缓帕金森的肌僵。医疗和护理像齿轮那样咬合，哪怕一颗螺丝松动，都要重新调整。
半年下来，这场战斗把国内不同专科的技术整合在同一张病床上。许多方法后来推广到军区医院和地方三甲。王敏清感慨：“淮海战役决定了解放战争胜负，这次救治同样推动了高级干部医疗模式的整体升级。”
叶剑英病情最终稳定到当年夏季。7月的一个上午，他用略微颤抖的手签下几份文件，字迹虽不如往昔，却依旧端正。那一幕在场警卫至今记忆深刻，因为它象征着一次跨越生死的胜利。
84年救治行动结束并不意味着轻松，后续两年里，帕金森、心肺、肾功能问题交替出现，医疗组多次临危应变。1986年10月，叶剑英还是走到了生命尽头，但人们常提到的，仍是1984年那场硬仗——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稳住局面，为老人赢得了两年宝贵时光，也为中国高级医疗保障写下了浓重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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