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天，延安杨家岭的一个窑洞里，来了一群人。
毛泽东亲自在门口迎接，逐一握手寒暄。
那天是李讷满月。
请来的不是达官贵人，也不是战地英雄，而是一群医生护士——中央医院的医护人员。
宴会不大，却挤满了人。
窑洞里坐不下，就分成两桌，男的在外头，女的在里头。
毛主席陪男医生吃饭，主席夫人和康克清陪女同志。
吃到一半，毛主席起身，走到金茂岳面前，鞠了一躬。
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也没人敢随便讲。
直到几十年后，金茂岳的女儿金星听一位老护士说起，才知道当年父亲在延安，曾经被毛主席这样谢过。
这不是客套。
也不是形式。
那时候的延安中央医院，说是医院，其实就是一堆窑洞。
医护人员住在山上，病人也得往山上爬。
条件苦得很，水要挑、饭要自己做，连计时的工具都没有，只能用沙漏。
可就这么个地方，聚了一群了不起的人。
傅连暲、魏一斋、石昌杰、侯健存、金茂岳、毕道文……这些名字放到今天可能不太响，可当年个个都是能人。
傅连暲是第一任院长，参加过长征，后来成了开国中将，被称作“红色华佗”。
魏一斋毕业于齐鲁大学和北平协和医院，妇产科出身，来延安前已经是业内精英。
毕道文是印尼华侨，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内外妇儿全能。
还有马海德、白求恩、阿洛夫、许岩礼这些“洋大夫”，从世界各地赶来，跑到延安那个山沟沟里，给中国人治病救人。
这些人，出身都不一样，来路也不一样。
可都扎根在延安，没走。
为什么？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其实复杂。
那会儿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候。
南京中央医院设备先进，环境优越，但延安有希望。
不是说延安的生活条件好，而是那里的制度不一样——医生有话语权，知识分子受到尊重。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领导人，经常亲自来医院看望医生护士，生病了也不搞特殊。
医生跟干部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地方，待遇却不比干部差。
1940年夏天，江青在中央医院待产。
主刀是金茂岳，助产的是黎平——也就是他后来娶的妻子。
李讷出生那天，是8月3日。
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办了个小宴，谢过所有参与的医护人员。
毛主席不怎么轻易表示感谢。
可这次，他低头鞠躬，说：“谢谢你。”
那一幕，很多年没人提起。
直到2006年，金星退休后开始寻找“延安娃”，她想把当年在延安出生的孩子都找出来。
五年多时间，她拜访了近2000名当年的“延安娃”，还找到了当年医院的几十位老医护。
大家一提到延安，眼睛都亮了。
有说不完的事，也有说不完的人情。
石昌杰副院长的儿子石建中，拿出父亲珍藏的老相册。
扉页上贴着一张照片——毛主席和几位医生站在窑洞前。
石昌杰在相片背后写了一行字：
最幸福的日子。
那天在场的医生有九个：魏一斋、石昌杰、刘允中、邵达、金茂岳、毕道文、傅连暲、侯健存，还有毛主席。
他们站成一排，穿着西装的穿西装，穿军装的穿军装，毛主席夹着烟，站在最边上。
金茂岳站正中，一脸严肃。
这些医生，不只是治病救人，还要教书，还要出诊，还要负责首长们的健康。
白天上课，晚上值班，随叫随到。
傅连暲说过：“我们不是在医院工作，而是在一线作战。”
延安那个时代，医生的待遇其实不错。
高级医生每月津贴六七十元，还有“小灶”吃。
每家能拿到15斤大米、15斤面、30斤猪肉、30斤蔬菜，盐和煤不限。
这些在当时的边区，已经是“特供”级别了。
那不是优待，那是尊重。
毛主席后来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可说到底，这些人留下来，不是为了待遇。
是因为相信——相信这事儿值得干，相信这个地方不会辜负他们。
有一次，延安医院附近山上装了一台发电机，噪音大得很。
石昌杰副院长就趁毛主席探病时反映了这事儿。
毛主席听完没马上答应，而是说：“等江青出院再处理，免得让人误会。”几天后，机器就搬走了。
还有一次，斯诺回延安，把医院用沙漏计时的事讲给了宋庆龄。
宋庆龄知道了，托人带了几块手表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看，说：“医院最需要。”结果，几位主任医生人手一块。
金茂岳得到过毛主席送的毛毯，侯健存有一双主席送的皮鞋，魏一斋穿过一件羊皮大衣。
这些东西，没标价，但份量很重。
那天的满月宴上，毛主席还问助产士黎平：“你怎么还没入党？”黎平说：“怕太忙，没时间看书。”毛主席笑着说：“这就不对，党员开会也是为了帮助进步。”
说起来，那年宴会后来出了点小插曲。
毕道文酒量不行，却喝得太高兴，喝多了。
大家都笑他，他也不在意，说：“今天高兴，值得！”
直到2013年，金星在成都见到石昌杰的家人，从那本相册里看见那张照片，才知道：父亲曾和毛主席合过影。
那张照片，不是摆拍，也不是宣传。
就站在窑洞门口，阳光斜斜地打在他们脸上，领袖和医生，站在一起，像是朋友，也像是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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