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掉事业单位“铁饭碗”，我在古籍出版中完成了人生蜕变|书社|书稿|古籍|点校|编校|著作|铁饭碗

文/王群栗巴蜀书社原副总编辑、四川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来源：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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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从中学阅读《古今笑史》开始，王群栗便与古典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期间，他每日徜徉于经史子集间，学校的古典文献学课程更是听得如痴如醉。于是，在工作多年后他离开事业单位，放弃较高收入，入职巴蜀书社，正式成为一名古籍编辑。从初来乍到的编辑新人，到升任副总编辑，其间，王群栗参与的多个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经费资助，《大明一统志》斩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而他也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编校技能和人脉资源。如今已是四川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的王群栗，虽然暂别深耕多年的古籍编辑岗位，但每每回想那段与古籍相伴的岁月，依旧感慨万千。

不少学者说，学术研究如破案。于我而言，古籍整理何尝不是如此？一部密密麻麻连篇累牍的刻本或手稿，原是古人遗留的陈迹，编辑要在这些沉寂的“旧卷”中揣度作者心意，辨讹正谬、标点断句，将静态图像转化为可检索的鲜活文字，敲定适配文意的排版形制，既让古籍易懂可读，亦兼顾版式美观。这份与千百年前古人推心置腹，助其“重述”故事的工作，似破案般追本溯源，又若置房后精修细饰，趣味盎然，让人深陷其中，乐此不疲。

巴蜀书社原副总编辑、四川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王群栗

曲折的入行经历

人对书籍的偏好，大抵与气禀相关。我初三时得《古今笑史》，虽半懂半解，却已惊觉古人意趣鲜活，埋下对古典文献的好奇。

2001年考入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基地班，我曾立下宏愿：4年分别专攻经、史、子、集。虽未全然兑现，却每日徜徉于《四书五经今注本》《二十五史》《新编诸子集成》等典籍间，囫囵吞枣亦读了不少。大二时，罗国威教授讲授的古典文献学，让我跳出经史子集的固有认知，真正窥见古籍的深层魅力，听得如痴如醉。

两位同班同学，间接引我走上编辑之路：一位是况正兵，彼时我常逃课赴图书馆，屡屡与同逃课的他相遇，二人互为支撑，不觉逃课之愧；另一位是后来被称作“南老板”的南江涛，大三便敢在孔夫子旧书网开书店，我与同窗曾随他涉足旧书售卖。此外，国学网结识的网友“如舸斋”（多年后知其为厦门大学出版社知名编辑王依民先生），寄来两张装满电子古籍的光盘，自此开启我收集电子古籍的历程。

2005年毕业，我入职一家矿产开发研究所任文秘，繁杂行政事务索然无味，对比之下，对古籍的热忱分毫未减。闲暇时与况正兵等老同学相聚打球，得知他放弃成都商报社的高薪，入职巴蜀书社做编辑，听他谈及编辑工作日常，心生向往；后来南江涛硕士毕业入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更让我动了转行之念。

2010年女儿出生后，“想做有意义之事”的念头愈发强烈，况正兵（时已入职浙江古籍出版社）提议我尝试古籍整理，其负责的《浙江文丛》正需书稿。

作为新手，名家巨著不敢轻碰，需赴图书馆调取底本的著作亦缺条件，最终选定电子版足以支撑、有价值且难度适中的《徐中行集》，着手点校这部明代后七子之一的别集。整理期间，经况正兵介绍，我开始为巴蜀书社校对书稿，有幸接触到《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这类优质典籍，未正式入行，便已先踏入古籍整理领域。

2011年，经面试、笔试层层考核，我如愿入职巴蜀书社，成为一名古籍编辑。彼时四川出版社正经历出版改制，时任副社长林建得知我放弃事业单位身份与较高收入而来，特意约谈，提醒我做好落差准备，亦鼓励我踏实努力——出版社向来“多劳多得”。那段时光，我白天沉浸于《中华大典》《今注本二十四史》的编校工作，与同期入职的伙伴热议书稿修改细节，苦练编校技能；夜晚仍为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两家出版社点校《宣和书画谱》《骆宾王集》等著作，外界出版业的动荡，竟全然未察觉。

艰难的起步生涯

新入职人员总是热情高涨，那时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地方出版社，整理乡邦文献，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积极提出一些巴蜀历史文化名人的选题，但很快被告知，作为地方古籍社，发行能力有限，没有经费支持学术价值不够“巨大”的书稿，项目很难实施，这让我们的积极性深受打击。

不过，我还是幸运的，2013年年初，刚刚退休的编辑室主任王大厚老师交给我一部书稿，是蜀中名家庞石帚的文集《养晴室遗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那时候我能力不足，这本书留下不少缺陷，至今引以为憾。书中闪烁着一位数十年浸淫古籍的老先生的智慧，让我略窥蜀学的魅力，很多文字对我触动很大，其中一段是：“王心敬，字尔缉，号丰川。有蒲城新进士应廷试，鄂西林相国问丰川安否，进士不知为何许人，茫无以对。相国笑曰：‘若不知若乡有丰川，亦成进士耶！’”在古人那里，不知乡邦先贤，是要引以为耻的。

很快我就有了机会，大约年中的时候，时任副社长冯杰带着我到四川大学蒙默教授家中，接收《蒙文通全集》的书稿，预计要在次年蒙文通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这部书是我遇到的第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它虽然不是古籍，但绝大部分用文言文写成，且原作者已去世，有底本有整理者，其研究也是以古典文献为依据，处理方式和古籍整理著作并无不同。书稿有300余万字，那时我作为一名普通编辑，只能“纠集”几个小伙伴一起编辑这部书。这部书的编校难度很大，尽管我们用尽全力，仍然没能在2014年完成，一直拖到2015年才出版。

《蒙文通全集》

蒙文通不仅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也是较早系统研究“蜀学”的人，细致编辑这部书，给我带来巨大收获，让我深切体会到编辑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断积累，无论是学识、编校技能还是人脉资源。

因为编辑《蒙文通全集》，我认识了《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的作者王承军，他对蜀学学者简直如数家珍。2016年他经过多年的漂泊，终于也入职巴蜀书社。那时候四川开始实施“振兴四川出版”工程，社里决定整理一套古代巴蜀先贤的著作集，并向省里申报经费。我和王承军一起（以他为主），仿照“浙江文丛”策划了“巴蜀文丛”，推出一系列巴蜀先贤著作的点校本。我们把它定位于收录小部头作品，不与“巴蜀全书”重复，其中我策划的有《咸平集》、《来知德集》、《李源澄全集》（待出版）等。至今这套小丛书仍在日拱一卒，不时推出一些新书。

同时，随着2017年、2020年两批“四川历史名人”的公布，诸葛亮、陈寿、李调元赫然在榜，我心仪多年的《诸葛亮集注译》《三国志校笺》《李调元集》得以策划实施，陆续出版或再版，一点一点实现梦想。

2020年，经岳麓书社编辑李郑龙介绍，我们一起策划整理蜀中名士王秉恩的日记，邀请四川大学彭华教授担任主编。这个项目先是列入“2011—2023年度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又获得2024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经费资助，其价值不言而喻，但它的难度也不是一般的高。由于底本不够清晰，很多字迹难以辨认，涉及的人名、地名又过于烦琐生僻，即便整理主力陈国明先生是一位书法家，辨认字迹的本领已经非常高超，但书稿中仍有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该书几经拖延，即使明知道还有不少遗憾，但2025年不得不付印。不能以完美状态面世，这恐怕是大部分图书不可避免的问题。

同时，由于编辑这部书，我结识了王秉恩专家陈立军老师，出版了他整理的《王秉恩诗文集》，并计划出版他编撰的《王秉恩年谱长编》，这也是编辑生涯需要以点及面、不断积累的一个例证。

幸运的成长收获

地方出版社大都有共同的志向——“立足××，面向全国”。2015年，我发现《大明一统志》尚无整理本且整理难度适中，经同事封龙引荐，有幸邀请明史学家方志远先生担任主编组织点校，次年顺利获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经费。在团队通力协作下，该书如期出版并斩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这份认可让我备受鼓舞。

《大明一统志》

2017年，我升任编室主任，既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与组织力，也肩负起更多攻坚克难的责任，社内重点古籍整理项目《辑补旧五代史》（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吐鲁番文献合集》及其他类著作，我均全程投入大量精力推进。

2018年，我在学术论坛留意到“白云深处人家”网站主人蒋门马的《庄子汇校考订》书稿，冒昧发邮件接洽后，顺利促成此书出版。这部书稿篇幅虽小，却因蒋先生用功精深、体例严谨，成为我至今所见质量最优的稿件，编辑过程几无修改空间。虽该书销售成绩不佳，我却与蒋先生结为挚友，常向其求取电子资源，经他引荐又结识中国台湾著名道教学者萧登福先生，2020年推动其代表作《新修正统道藏总目提要》修订再版，还成功申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后续萧先生托付的两部古籍整理著作，因社内人事变动未能付梓，至今愧对作者。

学术师友圈是出版核心资源，我虽为本科生，学年与毕业论文均由罗国威教授指导，多年来与罗教授联系紧密。罗教授整理的《咸平集》、著作《敦煌本文选旧注疏证》及整理本《大全赋会》，均交由我出版；其主持的社科基金项目《敦煌本文选音考释》《文选颜鲍谢诗评义证》，我也协助申报并引荐至社内学术品牌“壹卷”出版。

2017年任编室主任后，我计划牵头大型项目，忆及求学时罗教授提及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补编》，登门请教得知书稿已交中华书局，罗教授提议转向整理高步瀛的《古文辞类纂笺》。彼时我虽未识这部巨著，听闻后当即决意推进，与罗教授一同谋划，召集师兄弟组建整理团队，敲定样稿、明确凡例、申报经费，全程把控编校质量与体例统一。

我始终认为，古籍编辑需具备不逊于整理者的专业能力，方能甄别疏漏，此次更打破编作界限，从头参与点校、全程引领编校。这部500万字的著作，罗教授与我均全文通读，其余成员负责局部。高步瀛学识广博，笺注对大小问题均正面阐释不回避，论证曲折、引文繁复且多嵌套层级，文献核对需多方搜罗资源，部分稀缺文献需依托积累的电子资源核查。历时6年至2022年年底定稿，该书出版后引发读者关注热潮，我亦同期升任副总编辑，可谓耕耘有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