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天，辽宁昌图一个偏远小村的户籍登记表上，多了个名叫“刘春生”的老头。
村里人都说他是从外地来的，有点怪，不怎么说话，平时总一个人坐在屋门口晒太阳，拿着个收音机，听得特别仔细。
谁都没想到，这个沉默寡言的老人，竟然就是当年在日本侵华期间臭名远扬的大汉奸——刘雨田。
那会儿镇反运动正在全国推开，公安机关开始对历史反革命和潜伏汉奸进行拉网式排查。
昌图县公安局在清查户口时发现，这个“刘春生”的指纹，跟通缉档案里的刘雨田一模一样。
一开始没人敢信。
毕竟这人已经逃了好几年，外界早就以为他死在逃亡路上了。
说起来，刘雨田这名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东北并不陌生。
他是清末的大连人，出生于1870年。
小时候家境不错，父亲是个有些文化的地主。
他也念过几年私塾，年轻时还考过科举，结果连着两次不中。
那时候的人，很多都把科举看得很重，一落榜，整个人就像被抽了筋。
他开始怪这个国家没用，怪社会黑暗。
再往后，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打进了东北。
刘雨田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主动投靠了日军。
据当年的档案记载，他当时还不到30岁，语言能力不错，很快就成了日本陆军在大连地区的地头蛇。
他帮忙带路、搜集情报、安排粮草，连家里的田产都卖了，换成军费送给日方。
日军很快封他为“特别协力者”，还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龟山松太郎。
后来这名字还出现在日本的中学教科书里，说他“忠诚、勇敢，是中日友好的楷模”。
这种说法听起来讽刺，可那会儿在伪满洲国的权贵圈子里，他的确混得风生水起。
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他几乎每一场都赶上了。
更离谱的是，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了关东军，成了日军中的“皇协军”翻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他已经快七十了，仍不肯退场。
有人说他是忠心耿耿，也有人说他是看准了形势，知道日本迟早会赢。
当然了，结果不是这样。
1945年夏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东北光复，很多伪满官员一夜之间逃之夭夭。
可刘雨田没走。
他觉得自己“对日本有功”，应该能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
于是他去了南京，自报家门，想要求个“文化顾问”的职位。
结果被国民党当场逮捕。
不过，那几年国共内战打得厉害，汉奸处理工作一再延期。
刘雨田趁着审判系统混乱，在1947年逃脱，从此失踪。
后来四年，他换过三个名字，辗转湖北、湖南、河南，最后回到了东北，藏在昌图这个村子里。
他知道自己活着，就是个定时炸弹。
有一次，邻居看到他半夜在院子里烧纸，一边念叨着什么“皇军英灵”，一边流泪。
没人敢多问，也没人敢多说。
直到1951年，那天他被抓的时候，公安局的同志说他一言不发，脸色苍白，像是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
审判很快开始。
在法庭上，他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
反而说：“我一生为东亚共荣尽力，自问无愧。”他还说自己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中日友好的先行者”。
旁听席上有人忍不住骂了出来：“你知道你害死了多少人吗？去问问那些死在你手里的东北抗联！”
刘雨田没吭声。
最后法院判他死刑。
执行那天，他被两名公安人员架着走上刑场。
有人说他腿已经站不稳了，但头还是抬得高高的。
他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为皇军效力，值了。”
枪声响起后，现场没人说话。
秋风刮过，地上落了一片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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