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天，石家庄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说刘青山家里要吃韭菜馅的饺子。
问题是，那会儿正是三九寒天，哪来的新鲜韭菜？更离奇的是，他还说“要有韭菜味，但不能有韭菜”。
厨子愣住了。
没办法，只能把整根韭菜洗净包进去，煮好再抽出来，留下点味儿——就这么一顿饭，背后牵出了一个惊天大案。
说起来，刘青山早年可不是这个样子。
1916年，他出生在河北安国一个贫苦农户家里。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从小就知道命苦是咋回事。15岁那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什么都不顾地跟着队伍闹革命。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少年会走多远，只知道他脑子快、嘴上有劲，干起活儿来狠得很。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中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
组织民运班、搞宣传、带游击队，哪一样都不落下。
那种日子，说好听点叫热血，说难听点就是命悬一线。
可他活下来了，还越干越大，打到了解放战争，已经是个能指挥作战的干部了。
建国那年，他才三十多岁，就被调到天津，成了地委书记，后来还担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那时候国家刚刚稳定，到处都缺人，像他这样的“老资格”最受重用。
可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事情开始变味儿了。
刘青山住进了一栋小洋楼，外头人叫它“刘公馆”。
两层楼，青砖白窗，家具全是订制的，连窗帘都是进口料子。
门口站着警卫，院里有专人伺候花草，进门还有人脱鞋倒茶。
你说这样的人家，怎么还会在意饺子里有没有韭菜？
可这事儿，真不是吃顿饭那么简单。
那会儿全国都在勒紧裤腰带搞建设，普通干部还住土房子。
刘青山却从香港买了辆高级轿车，天天开着在城里转。
他的亲戚朋友，只要沾上边的，一个个都安排了工作，有的还直接管起了地方财政。
更严重的是，刘青山和张子善——当时天津地委的另一位负责人，开始在背地里搞起了“大动作”。
他们挪用了救灾款、粮食款、防汛资金，还以修机场、治河为名，克扣工人工资，把本该发给农民的粮食卖了赚钱。
甚至连给干部家属的救济粮，他们都动了心思。
据后来调查，涉案金额高达171.6亿元（按当时币值），还有21亿元是通过银行贷款搞非法经营弄出来的。
这不是一般的贪污，这是系统性的掠夺。
案子开始暴露，是因为群众举报。
最早的一批信件，送到了河北省委。
有人说：“刘青山家里吃的用的，哪像干部，简直像地主。”还有人提到那辆豪车，和他身边那些来路不明的商人。
省委立马成立了调查组，派人到石家庄、天津查账、走访、蹲点。
越查越多，越查越深。
到1951年11月，张子善在党代表会议上被直接带走。
那时候会场一片寂静，没人敢说话。
刘青山那时正在国外，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在访问。
他一回来，就被控制了。
1952年初，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东关校场开了公审大会。
天还没亮，周围就站满了人。
从农民、工人到干部，几乎都来了。
有人站在树上，有人爬到墙头，就为了看清那两个曾经的“英雄”。
法官一条条念着罪状。
刘青山低着头，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张子善偶尔抬头看看人群，眼神呆滞。
念到他们贪污救灾粮的时候，台下有人喊了一句“还人命来！”
判决是死刑，立即执行。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现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明白，这件事真完了。
可事情并没随着枪声结束。
刘青山的妻子范勇，带着三个孩子，被赶出了“刘公馆”。
所有财产都被充公，她连最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
找工作四处碰壁，没人敢接待。
她只能靠打零工过日子，洗衣、缝补、做饭，什么都干过。
孩子们在学校也不好过。
有人喊他们“贪官的种”，有人直接不让他们进门。
范勇后来去找过组织，说自己愿意下乡，只求给孩子们一个栖身之地。
组织上考虑到刘青山早年的贡献，还是安排了基本生活保障。
但也就仅此而已。
从那以后，“刘公馆”这个名字在石家庄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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