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一天，河北省一位离休干部的家门被敲响了。
开门的那一刻，屋里的老头愣是没缓过神来——门口站着三个中年汉子，那眉眼间，分明透着当年那位“天津王”的影子。
这三位不是别人，正是刘铁骑、刘铁甲和刘铁兵。
而给他们开门的，就是当年把他们亲爹送上断头台的“仇人”——李克才。
谁能想到，这场跨越三十年的见面，根本不是什么复仇戏码。
三个大老爷们“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李克才面前，哭着求这位曾经的叔叔，能不能给他们那个被枪毙的爹——刘青山，写一份平反材料。
面对这三个大侄子的跪求，李克才沉默了半天，最后蹦出一句硬邦邦的话：“这，我办不到。”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咱们把时间轴拉回1951年。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百废待兴。
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俩名字在天津和河北那可是响当当的。
两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过命的交情。
可谁也没想到，这俩在战场上没被敌人的子弹打死，进了城却被裹着糖衣的炮弹给轰趴下了。
很多人可能想不通，都是贫苦出身，怎么腐化得这么快？
其实说白了，就是心态崩了。
手里一旦有了不受约束的权力，曾经的屠龙少年，最容易变成恶龙。
当时刘青山当了天津地委书记，看着以前被自己打倒的资本家照样吃香喝辣，心里不平衡了。
他觉得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现在胜利了，也是时候享受享受了。
这一享受可不得了，口子一开，这就是决堤的洪水。
刘青山很快就搬进了小洋楼，那是以前军阀住的地方，出门要有豪车，吃饭要精细。
他和张子善两个人，愣是把手里的公权变成了搞钱的耙子。
倒卖国家物资、克扣民工血汗钱，甚至在抗美援朝最要紧的关头，他们居然敢动前线的救命钱。
我刚特意去查了一下那个数字，那是真的吓人。
在那个老百姓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年代，这俩人涉案金额高达旧币171亿6千多万元。
这哪是贪污啊，这简直就是在喝前线战士的血。
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说刘青山那就是“天津王”，谁都不敢惹。
偏偏就有一个人是个硬茬子，这就是李克才。
他当时是天津行署副专员，算是这俩人的副手。
按理说，官场那套潜规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甚至还能跟着分一杯羹。
刘青山也没少拉拢他，软的不行来硬的，话里话外都在点他：“大家都是兄弟，别那么死脑筋。”
但李克才这人就是轴，轴得让人害怕。
他看到的不是兄弟情，是这个新生的国家正在被蛀虫掏空。
劝了几次没用，李克才直接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越级举报。
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李克才突然发难，足足讲了一个小时，把这俩人的罪行抖了个底朝天。
全场几百号人，鸦雀无声，都被这黑幕给震住了。
这是一场自杀式的冲锋，要是上面想捂盖子，李克才这辈子就算完了。
好在，当时的中央反腐决心是铁打的。
毛主席听到汇报后，气得不轻，也痛心得很。
当时有不少老同志去求情，说刘青山过去有大功，身上好多枪眼，能不能留条命让他戴罪立功？
毛主席的态度那是相当坚决，说了一段至今听起来都振聋发聩的话：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必须杀。
只有处决了他们，才能挽救两万个犯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保定的一声枪响，刘青山和张子善倒下了。
这也是新中国反腐的第一枪。
可是啊，这事儿还没完。
枪响之后，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熬。
刘青山死的时候，家里三个孩子，大的刚记事，小的还在吃奶。
虽说国家每个月给发抚恤金，让他们读书长大，但“贪污犯儿子”这个标签，就像刺青一样，刻在他们脑门上好几十年。
到了80年代，风气变了，很多冤假错案都在平反。
刘家三兄弟就想，能不能找找关系，虽然爹有罪，但早年的功劳能不能认一认？
哪怕给个说发，把那个最难听的帽子摘了也行。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最有资格说话的，就是当年把亲爹送走的李克才。
面对跪在地上哭的晚辈，李克才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但他脑子清醒得很，功是功，过是过，功劳簿不是免死金牌，更不是洗罪符。
这个案子是铁案，是新中国法治的基石。
如果因为私情去翻案，那当年的枪不仅白开了，以后队伍也没法带了。
所以他拒绝了，一点余地都没留。
但是，这老头并不是冷血动物。
把侄子们扶起来后，李克才转头就拿起了笔，写了另一份材料。
他没提翻案的事，而是实事求是地跟组织反映，说刘家这几个孩子生活确实困难，工作上也受歧视，请求组织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在李克才看来，刘青山该死，但孩子是无辜的，不该背着上一辈的债过一辈子。
这份材料递上去后，很快得到了重视，刘家兄弟的境遇也确实得到了改善。
临走的时候，虽然没求来想要的结果，但刘家三兄弟看着眼前这个白头发老头，深深鞠了一躬。
这一躬，算是把两代人的恩怨都给画上了句号。
李克才之所以值得敬重，不是因为他斗倒了谁，而是他在那个人情社会里，死死守住了那条红线。
在公义面前，没有人情可讲，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答案。
2001年，李克才去世，享年84岁，走得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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