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的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和青海，有那么几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因为都姓马，所以被统称为“马家军”。
他们盘踞西北数十年，名为国民政府的下属，实际上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土皇帝”。
昔日“西北王”
马步芳这个人，凶悍残暴，治军严酷，在青海说一不二，人称“青海王”。他手下的军队，特别是以剽悍的青海、甘肃子弟为主组成的第八十二军，战斗力非常强悍，作风野蛮，尤其擅长骑兵作战，在内战和抗战中都曾有过显赫战绩，但也留下了很多血腥的记录。
咱们的军长主角马继援，就是马步芳最看重的儿子。他从小就被当成接班人培养，年纪轻轻就挂上了中将军衔，当上了王牌第八十二军的军长。
可以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之骄子。而另一位主角马振武，虽然也是马家军的核心人物，担任精锐的190师师长，并且还是马继援的姑表兄弟，但在家族地位和财富上，显然跟马继援这位“太子爷”没法比。
时间来到1949年夏天，解放战争的炮火已经烧到了大西北。
彭德怀元帅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气势如虹，剑指兰州。兰州是西北的门户，也是马家军的老巢。马步芳深知，这一战，是决定他“马家王朝”生死存亡的决战。
为此，马步芳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押了上去，在兰州城外布下了坚固的防线，尤其是城南的沈家岭，更是防御的核心阵地。
他狂妄地对部下和记者宣称，要把兰州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让解放军有来无回。
而负责镇守沈家岭这块最硬骨头的，正是马振武和他的190师。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你跟我走吧！”“我没钱，算了吧！”
1949年8月21日，兰州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对兰州发起了总攻。战斗的惨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尤其是在沈家岭阵地，马家军凭借着坚固的工事和强悍的战斗意志，与解放军展开了殊死肉搏。双方的士兵在这里反复冲杀，阵地一天之内几度易手，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马振武的190师，作为守卫主力，几乎被打光了。
马继援在设于城里的指挥部里，听着电话里传来的震天杀声和紧急报告，心急如焚。他不断地通过电话对表弟马振武大吼，命令他必须夺回阵地，甚至发出了“拿不下阵地就砍你脑袋”的狠话。
然而，个人的意志终究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尽管马家军官兵表现得异常顽强，但解放军的攻势更加锐不可当。
到了8月25日，兰州城外的防线被全面突破，解放军攻入了城区。马继援眼看大势已去，所谓的“决一死战”成了一句空话。他心里那个坚固的“马家王朝”，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如同沙雕一般，瞬间崩塌。
就在这一天，总指挥马步芳已经悄悄地带着搜刮来的巨额财富，乘坐飞机逃离了兰州。而作为前线总指挥的马继援，在绝望之中，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跑。他扔下还在浴血奋战的部队，带着亲信卫队，仓皇地逃出了兰州城。
逃到半路上，马继援突然想起了还在前线苦苦支撑的姑表兄弟马振武。或许是出于最后一丝亲情，或许是想多拉一个伴，他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马振武，提出了那个改变两人命运的邀请：“你跟我一起走吧！”
电话那头的马振武，此刻正带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他听着表哥的邀请，沉默了许久。
然后，他给出了一个让马继援，也让后世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感到错愕的回答：“我没钱，算了吧。”
马振武当时的心境：仗打输了，部队打光了，自己作为师长，成了光杆司令。而以马步芳、马继援为首的家族核心成员，却早就卷走了天文数字般的金银财宝，为自己铺好了后路。自己跟着跑，又能跑到哪里去？没有钱，没有部队，到了外地，难道要像个乞丐一样，继续仰仗着这些早已视自己为弃子的亲戚的鼻息生活吗？
从国军师长到“起义将领”
兰州解放后，马家军的主力被彻底歼灭。残余的部队群龙无首，四散奔逃。马振武带着身边仅存的一些散兵游勇，退回了青海。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抵抗，但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要么，就向解放军投降。
此时的马振武，心灰意冷。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马家王朝”已经烟消云散，自己效忠的对象也早已弃他而去。继续顽抗下去，除了让更多的人白白送死，没有任何意义。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和挣扎，他最终做出了选择。
1949年9月11日，在青海省的海晏县三角城，马振武召集了残部，正式宣布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他和其他几位马家军的军官一起，联名向彭德怀司令员发去了投诚电报，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对于马振武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军方面采取了相当宽大的政策。
这在当时被称为“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核心就是“既往不咎，量才录用”。马振武投诚后，并没有被当作战俘关押，反而得到了礼遇。
他被送到西宁的“西北军政大学”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这在当时是针对所有旧军官和旧政府人员的普遍做法，目的是让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转变思想。
学习结束后，鉴于他过去的身份和在马家军中的影响力，人民政府给了他一个相当体面的职位，西北军区参议。
他不用再过那种刀头舔血的日子，也不用再为那个早已分崩离析的“马家王朝”卖命。
风云突变，一纸判决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但内外环境依然非常严峻。
这场运动的初衷，是为了打击和肃清那些妄图颠覆新政权的敌对分子、特务、土匪和恶霸。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
许多人的历史问题被重新翻了出来，用“站稳立场”的眼光进行严苛的审视。在这样紧张的政治氛围下，像马振武这样有“历史问题”的国民党旧军官，处境变得十分微妙。
1952年，厄运降临到了马振武的头上。他突然被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关于他究竟做了什么“反革命”的事情，现有的公开资料语焉不详。
有说法称，他在接受改造期间，表面上积极进步，被认为是“模范生”，但实际上是“假装改造，暗中搞破坏”。
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这样的指控是致命的。对于一个曾经手上沾满红军和解放军鲜血的马家军高级将领，任何一点“思想不端正”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他的出身，他的历史，都成了压在他身上的沉重大山。
最终，军事法庭对马振武的案件作出了判决。关于这个判决的结果，不同的资料有一些细微的出入。有的说他被判处了死刑 ，但更多、更可靠的史料指出，他被判处的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缓”。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马振武这个机会。长期的征战生涯早已拖垮了他的身体，加上被捕后的精神打击和监狱里恶劣的生活条件，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就在判决下达后不久，1952年11月，马振武在狱中因病重不治而亡 。他最终没有被执行枪决，却以这样一种凄凉的方式，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从拒绝逃亡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注定与那些远走高飞的马家权贵们截然不同。
他选择了留下，也承受了留下所带来的一切，包括新生的希望，也包括最终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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