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凌晨两点，哈尔滨近郊的防空探照灯划破夜空，几束光先是在荒草间扫动，随后直直照向松花江对岸。一位老农后来回忆，那天他嗅到了一股焦糊味，像是木料、煤油和药剂混烧出来的怪味。正是这股味道，把一段本想永远埋进黑暗的罪行，再次推到了人们面前。
外界只知道这里曾有一支番号为“731”的秘密部队，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座庞大体系里不仅折磨了中国平民，也消耗了无数日本人的性命。少年兵清水英男，是留下记录的少数当事人之一。
时间拨回到1930年。清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的小山村，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家里土地将来只能留给长子，这在日本农村早已是默认规则。十几岁的清水读完初中便要自谋生路，继续升学几乎是奢望。1945年春，他的老师告诉他：“哈尔滨有部队招技术员，包吃住还能学医术。”战争年代，活下去比什么都紧要，清水没有细问就答应了。
3月底，他随船抵达大连，再乘军用列车北上。车窗外的平原刚刚解冻，稀疏白雪在铁轨旁闪着寒光。进入黑龙江境内后，列车突然减速，一串厚重的铁门把乘客与外界彻底隔开，那正是731基地的专用站台。
初到营区，清水被眼前的规模吓住：机场、铁路专线、四层实验楼、数排带花园的宿舍区，外围还拉着高压电网。少数技术骨干及家属住洋房，有冰箱，有刺身；少年兵则挤在寒冷木屋里，一碗粥两根咸菜打发一顿。一句“保密即生命”写在食堂门口，每个人进出都要行军礼。
按照规定，新兵第一课是参观“标本室”。细长走廊尽头摆着一排玻璃缸，浸泡液呈淡黄色。清水看到一具怀孕女性标本——母体被剖开，胎儿仍保持蜷曲姿态。那一刻，他的胃抽搐得厉害，却不敢出声。多年后他有了孙子，只要孩子哭闹，他便止不住颤抖，这个场景是根深在记忆里的倒钩。
培训结束，清水被分进外科组做“学徒技术员”。所谓学徒，其实就是随叫随到的杂工兼受试者。一个阴冷午后，一名陌生研究员递给他一只白面馒头。军纪不允许拒绝，他只得咬下去。几小时后高烧攀到四十度，浑身抽搐七昼夜。期间无人为他降温，只准按时把饭菜端进屋。“药马上就给，但绝不能外传。”研究员留下这句话后离开。后来清水才明白，馒头被涂抹了鼠疫菌，而那瓶鹰牌退烧粉正是解药的一部分。
更骇人的事情发生在夏天。基地内部对“本国人”也要测试外科极限。那天深夜，二十多岁的平川三雄被推入手术室，衣服当场被撕成碎布，四肢绑在不锈钢台面。他眼神涣散，肌肉却猛烈抽动。“少佐殿下，救……救我！”短暂呼喊后，再无语言。刀口划开腹腔，血流落在地面，随后脏器一块块被摘除、称重、记录。实验员把数据写在白板上，像写算式一样平静。清水躲在角落，被命令递送手术器械，他的手抖得几乎拿不稳钳子。
苏联红军8月9日对日宣战，轰炸机很快覆盖了哈尔滨上空。警报一响，石井四郎下令启动“溶解计划”：所有文件、培养皿、动物笼、尸体标本，一概焚毁或投江。火光把夜空映成暗红，汽油味、漂白粉味混杂在风里。与此同时，部分军官在地下室为少年兵召开简短会议。大佐面无表情地交给清水四条命令——
1. 若被俘自裁。
1. 若归国，不得暴露服役史。
1. 不许进入政府系统。
1. 禁止从事医疗行业。
写好签名指印后，每人获发少量现金和伪造身份证。
日本投降后，清水搭乘难民船到釜山，再挤卡车回长野山村。瘦弱身影出现在自家院口时，母亲差点认不出四儿子。乡亲们只知道他当过兵，但不知他究竟在哪。按照军令，他在集市干体力活，绝口不提哈尔滨。
时间跳到2004年。媒体连续披露731相关档案，幸存研究员陆续病逝，清水成为极少仍能亲口作证的人。家人劝他：“说出来吧，再不说就没人知道了。”94岁那年，他拿着写满汉字假名的发黄手册返回中国黑龙江，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指认了自己当年的寝室、手术台、焚尸炉。他对馆方工作人员说了七个字：“我欠这里太多命。”
同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揭露历史真相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不得不说，相比档案里的枯燥数字，清水的证言更直观、也更让人脊背发寒。
今天，越来越多档案公开，大量口述材料完成数字化。731里那些被捕捉、被解剖、被抛弃的受害者，无论国籍，都在资料中找到了姓名与编号。簇新的试验数据对生物学并无任何积极贡献，留下的只有值得警醒的冷血范例。信奉“以科学为名”的惨案，再精密的仪器也掩盖不住人性坍塌的痕迹。
罪行被记录，就不再是秘密。清水英男的晚年极其沉默，他的邻居只知道老人每晚会对着山谷长时间发呆。根据医学报告，他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却常常做同一个梦——手术灯亮起，哔哩哔哩的电流声后，一名同胞的躯体在台面上慢慢冰凉。醒来时，他会握着被汗水浸透的被角，低声重复一句：“让他们别再干这种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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