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下旬，北风裹着海腥味扑向雷州半岛，徐闻港的破旧码头被潮水拍得吱呀作响。四野40军118师的几个勤务兵正忙着把缴获的日伪汽油桶改成浮具，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滚。这一幕看似寻常，却暗示着一次更大的行动正悄悄酝酿。
两广战役刚落幕，部队本该歇口气，可电话铃声把安静打碎。韩先楚从钦州军部打来：40军、43军被点名接续作战目标——海南岛。电话那头语气不重，却像锣声，邓岳听完没吭声，窗外海浪正一波接一波，翻涌着官兵心底的疲惫。
东北到华南，三年几乎马不停蹄。仗打到这会儿，前沿阵地流行一句话——“革命到底到海底”。有意思的是，这句自嘲话中带了真情绪：很多士兵盼着过年能在村口看两场舞狮，再摸摸孩子的脑袋。团以上干部也有人嘟囔“能不能让别的部队顶一顶”。厌战，真实存在。
邓岳把情况如实摆到韩先楚面前。韩先楚抖了抖烟灰，只说一句：“理解情绪，不能松劲。”他顺手在作战地图上圈住徐闻，“你先去那里，船、潮汐、风向全要摸透。”部署一落地，新的难题立刻显山露水：渡海需要的机帆船远远不够，金门一役的失利更像一块压舱石，让所有人心里沉甸甸。
为了稳住军心，韩先楚决定在人事上做减法。原118师政委蔡世权身体欠佳，转去后方休养；119师副政委张玉华火线调任118师政委。韩先楚一句“军政两手抓的知识分子”把张玉华推到了邓岳面前。邓岳自嘲“大老粗”，却也明白师旅间需要新的化学反应，表面嘟囔，实际服从。不得不说，这个“突击换挡”意在缓解思想疲软。
春节前后，中央军委反复商量。毛泽东提出“汲取金门教训，慎之又慎”。登陆日期从一月推到二月，再拖到条件成熟再议。时间一拖，两广沿海的冷水刺骨，可徐闻训练场里却总能看到118师官兵泡在海里。邓岳明确要求：三公里泅渡必须在浪尖训练；所有干部轮流下水，以身作则。他本人晒得脸如古铜，晚上还拉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去渔村找会使篙的老渔民学操筏。
3月初形势突变。广东军区补给的百余条机帆船风急火燎赶到灯楼角，韩先楚拍板：352团1营先行偷渡。师参谋长苟在松出任船队总指挥，团长罗绍福任副指挥。消息传到118师，操场上炸开了锅。有退缩，也有兴奋。邓岳夜里把几位团职干部叫到指挥所，灯盏昏黄，他开门见山：“先锋营领导至少师、团各出一员。”话音未落，有人低头不语。
第二天清晨，邓岳到师部找韩先楚“自请出海”，“师长先上能服众”。韩先楚瞪眼：“你走了，这师谁罩？别拿上阵亲兄弟的招数吓唬我。”他拍着邓岳肩膀：“苟在松同意领队，这是最稳妥的搭子。”一句话堵住了所有杂音。
苟在松出身陕北，戎马十多年，不善言辞，却在关键时刻一口答应。傍晚，他被邓岳叫进临时作战室。粗木桌上摊着海图，煤油灯跳着火苗。“海上命悬一线，你第一批扛旗，我服气。”邓岳顿了顿，“有的人陆上英雄，到水里腿发软；你肯扛担子，板荡识忠臣。”苟在松轻声回了一句：“若我回不来，麻烦师长照看家小。”短短十四字，透出生死置之度外的平静。
随后三天，先锋营密集操船：白天练靠舷，晚上对暗号。机帆船下锚位置、潮流速度记录得密密麻麻。政治部专门印了小册子——“海南岛民情提要”，让每个战士背熟。细到椰林分布、淡水源头都写得清清楚楚。
1950年3月5日凌晨三点，灯楼角上灯火尽熄，只有海面上稀疏的桅灯闪烁。苟在松站在旗舰船头，海风猎猎。罗绍福端着望远镜，低声提醒：“浪高一米，谨慎靠滩。”船尾八百勇士挤得肩碰肩，很多人第一次出海，面色发白，却没人掉头。艇甲板上写着朱红大字“352—1”，看得人心里发热。
日出前，船队消失在暗青色海雾里。岸上，邓岳望向南方，没有挥手。他转身回到指挥所，下达后续梯队集结口令，语速平稳。电话机里传来油机轰鸣与杂音，他淡淡回应：“收到，按原计划执行。”
海南岛仍在海平面后方等待。对于118师而言，这次偷渡不过是开场序曲；对于苟在松个人，它却是一次生死考验。木壳帆机与火炮航空时代的冲撞，将在几小时内给出答案。
战史资料写明：352团1营成功抢滩，天亮时举起红旗，敌前警戒点被突破。罗绍福第一个跳下船，水没到胸口，呛得直咳，却死死拉着舱梯，帮后边兄弟上岸。苟在松紧跟其后，靴子灌满水，仍坚持跑到沙丘顶发信号弹。登陆成功的电报发回徐闻，韩先楚只说一句：“好，就按这个劲头干。”
数日后，大部队跨海而至，海南岛战役全面铺开。苟在松那艘旗舰船的船壳至今仍保存在海口某处仓库，钢板上能看到当年弹痕。尘封的铁锈见证了决定性的一跃，也见证了邓岳那句评价：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