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仲夏，香港的雨下得密集。张国焘站在铜锣湾一处旧公寓的窗前，望着街角新贴出的《人民日报》号外——志愿军凯旋、全国经济恢复——沉默良久。这是他第一次动念要回到大陆。

他写信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口吻恳切，主动承认漂泊异乡的窘迫，也表达“鞠躬尽瘁”的愿望。电文辗转送到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的那夜，毛主席审阅后留下一行批示：必须提交书面检讨，系统说明当年路线错误。

条件并不苛刻，只求说明来龙去脉。张国焘却在旅馆灯光下反复思量，最终把草拟的检讨原稿撕成碎片。理由很简单——认错就意味着永久地失去那点自尊，他咽不下。机会第一次溜走。

五年以后，1958年金秋，他再度向中央发来讯息。这回语气低了一层，直言经济拮据，“愿为祖国效力，请给以适当补助”。毛主席得到报告，没有直接拒绝，只在边角写下第二个条件：与美国方面切割往来，先做到这一点再谈别的。

看似平常的一句嘱托，却戳在张国焘心口。他已把手伸向美方亚洲研究中心的津贴，割不断。于是第二封信也被他自行搁浅。两个条件，两次沉默，回归大门随之关闭。

事情远不只是个人际遇。要理解两封信的分量，得把镜头拉回二十年前的雪山草地。1935年长征会师后，红军十几万里奔走，政治、军事主导权的分歧集中爆发。张国焘坚持南下，毛泽东力主北上。争执不决，他私令部队掉头，甚至另立“中央”。

沙窝会议那夜油灯闪烁，张闻天举手表决。帐篷里多数人选了北上，只剩张国焘一人反对。尴尬凝滞，他闷声一句：“我军单独南进！”随后拂袖而去。此举埋下后来的彻底决裂。

1938年春，他借祭黄帝陵外出，半路转投国民党特务机关。周恩来追到汉口，当面劝他：“回去吧，还来得及。”张国焘摇头，低声回一句：“已无回头路。”随即留下便条脱党。

此后十年，他先在重庆“战时陪都”蹉跎，后随蒋介石逃台湾，再落脚香港。生活每况愈下，报馆、黄金、股票，门门碰壁。孩子学费靠朋友接济，妻子杨子烈为谋生腿骨摔断。

1950年朝鲜战局推高国际金价，他压上全部积蓄投机，战争一停，金价断崖式下跌，资金瞬间蒸发。正是在这种光景中，他第一次想到了“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中央其实对张国焘的家属照顾周全。其二儿子1955年获准就读中山医学院，学成又返港行医。组织上的善意，摆在那儿，他自己却迟迟不肯迈出认错一步。

1959年之后，美苏冷战升温，西方情报机构盯上张国焘那点“党史资料”。高额稿费摆在面前，他动心。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先后约谈二十余次，问的几乎都是红军早期高层细节。他知无不言。报酬到账，情报价值却一次次稀释，他很快又被边缘化。

1965年，《我的回忆》在《明报周刊》连载，版税维持了短暂生计。可随着中美接触气氛转暖，张国焘担心自己“既得罪北京，又成了华盛顿的弃子”，1972年匆匆移民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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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老年公寓的冬夜漫长。1979年12月3日凌晨，室外零下二十度。护士换班迟到，他试图按铃，薄毯滑落却无人扶。呼吸急促，连续呕吐后陷入昏迷。清晨医生赶到，只剩冰冷尸体。

有人评价，他在关键节点总做出最坏选择：长征掉头、武汉脱党、香港拒检讨、再与美方勾连。每一步皆亲手推远自己与祖国的距离。

“割断同美国人的关系”“写一份检讨报告”，条件不算高，却触到他最敏感的两根神经——权威与面子。可历史并不迁就个人情绪。

小范围座谈时，有干部感叹：“张国焘若当年肯回，一支笔尚能做事。”毛主席只是挥手：“错过了，就让时间去处理吧。”短短一句，定下基调，也留给后人足够思索。

至此，两封求援信，一东一西；两个条件，一拒一绝；一段颠沛生涯，彻底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