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华北的夜风已经透出凉意。《走出西柏坡》外景地灯火通明，工作人员守在摄影机旁等最后一次核对台词。化装间里，古月换好一身灰色中山装，摇了摇肩膀，准备出场。就在这时，副导演急匆匆地推门而入：“李讷同志到了！”
距离镜头启动只剩几分钟，剧组却瞬间安静。李讷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略显局促，可眼睛牢牢盯着那位身材高大的演员。两人短暂对视，李讷的泪水夺眶而出，她上前紧紧抱住古月，口中只重复一句话：“爸爸……爸爸……”声音哽咽，工作人员不忍抬头。
那场拥抱不到半分钟，情绪却像洪水。古月没来得及说一句安慰话，拍摄安排被临时打断，导演做了个暂停手势。李讷的哭声渐低，松开手后深深鞠躬，转身离开。背影消失在灯光外，空气依旧沉甸甸。
不少人好奇，为何一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后代会在片场失控？答案并不复杂：古月塑造的毛主席形象太真实，真实到让亲人瞬间穿越时空。
时间往前推十一年。1978年，中央决定在全军、全国海选扮演领袖人物的演员。消息传到昆明军区，文化科长胡诗学的名字进入候选名单。那时他三十九岁，职位稳定，家有妻子儿女，对“弃笔从戎式改行”心里没底。
胡可副部长登门动员，拿出文件和剧照对比，直截了当：“组织需要，你具备先天条件，试试吧。”胡诗学犹豫，妻子桂萍一句“你可以为千千万万观众表达敬意”让他下定决心。
试装当天，化妆师递来一套旧话剧服，镜子里的人眉眼神态与年轻时期的毛主席惊人相似。几张定妆照送到北京，叶剑英元帅拿放大镜研究，最终在照片背后圈了红印。胡诗学从此改名古月，与电影结缘。
八一厂的大门并不好进。初来乍到的古月对镜头一窍不通，拍《西安事变》第一条时，他盯着机位愣神，台词卡了三次。导演急得直跺脚：“你那张脸要是换个人就好了！”气话没带走热血，反而成为动力。
古月开始恶补表演课，翻遍《毛泽东选集》，对着镜子琢磨动作。为了熟悉方言，他把湖南话磁带塞进旧收录机，睡觉也不关。影棚外的大槐树下，经常能看到他边踱步边模仿领袖抬手的弧度。
外形容易，神韵难。拍《四渡赤水》时，导演要求古月在一个月内减掉二十多斤，才能体现长征艰苦。古月减饭加茶，硬生生把自己逼到满身虚汗。半年后轮到《父亲》，角色变成晚年毛主席，又得迅速增重。剧组里流传一句玩笑：“古月的体重表随剧本翻页。”
最伤身的一幕发生在南京雨花台。当时他牙髓炎急性发作，拍摄进度却排得满满。为了不拖班，他握着钳子自己拔掉那颗牙。疼得发抖，却一句没吭。工作人员回忆：“那天他的嘴角全是血，镜头里却依旧温和。”
多年磨砺让古月与角色的距离越来越近。群众来信雪片似的飞来，“您把主席演活了”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更特殊的回馈来自一位正在劳改的父亲。他写信说，看完《父亲》决定痛改前非，希望像毛主席疼爱毛岸英那样教育儿女。古月读罢默默收好信纸。
对于“演员只演一个角色会被定型”的质疑，古月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不假思索：“毛主席一生横跨世纪，要写的故事拍不完，我不会闲着。”那口吻斩钉截铁，让翻译都愣了几秒。
随着作品一部接一部上映，外界开始编织“血缘说”。有人宣称古月就是毛主席遗失的孩子毛毛。面对传言，古月澄清：“纯属无中生有，我从未说过这种话。”事实上，古月出生于1937年，幼年在桂林孤儿院长大，后被解放军收养。身世坎坷，与谣言毫无交集。
然而，戏里戏外的重合仍旧让很多老人泪目。拍摄《开国大典》的时候，影棚里来了几位老红军，看着古月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一个满头白发的警卫老兵忽然立正敬礼，手臂发抖，嘴里喃喃：“主席回来了。”
再回到1989年的那个夜晚。李讷离开后，拍摄重新开始。古月站在屋檐下，雨丝打在伞面上，他轻轻整理衣襟，神情收敛。灯光亮起，他迈步而出。台词只有一句：“同志们，走！”声音沉稳，片场鸦雀无声。导演按下停止键，久久没说话。
古月生前立下心愿，要演满一百部涉及毛主席的影视作品。到2005年因病去世，他完成了八十四部。数字停在八十四，却足够构筑一段独特的银幕传奇。
如今人们谈到特型演员，总会提起古月。也许在某个老式放映厅，当胶片里的他再一次举杯、再一次挥手，观众席某个隐秘角落，会有人悄悄湿了眼眶——这便是艺术与信念交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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