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12日,京城已是深秋,灰黄的梧桐叶在西长安街边飘落。人民大会堂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近百位离退休干部围坐,听年逾八旬的刘向三翻读自己的回忆录。他声音嘶哑,却在念到“云宗连”三个字时忽然停顿,现场安静得能听见窗框轻轻震动。没人想到,一本书的付梓,竟牵出尘封六十年的牺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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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90年5月,刘向三随全国政协考察组抵达安徽亳州。本来只是讨论淮河治理,他却在餐桌上偶然听到当地干部说,十五公里外有座鹿邑县城。鹿邑——他脑海里猛地闪现出泸定桥的火光,想起那位在桥头抱着燃油桶跳江的机枪连连长。刘向三马上改了行程,借了一辆吉普直奔鹿邑。

车颠簸三个多小时才进县城。他先去民政局查户籍,又去档案室翻族谱,运气不错,当天下午就找到了云家的老屋。院门斑驳,门槛下摆着一双手工纳底的棉鞋。一位白发老妇扶着门框,神情戒备;听刘向三自报家门,她微微发抖,嘴里只念叨一句:“他真的是红军?”老妇人叫王月英,正是云宗连1930年离家时新婚两月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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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刘向三与县委书记商量:必须立案追认烈士;同时,优抚政策要先行。县里表态痛快,可流程复杂,光是确认身份就需中央军委、民政部层层核实。刘向三回京后,把所有能找到的战友请到家中,把他们当年看到的细节逐一笔录。七十多岁的老兵们回忆片段不完整,却在时间、地点两个关键环节上全部对得上——泸定桥西岸,一名高个军官踢翻油桶后被烈焰吞噬。

资料补充齐整,刘向三才开始梳理云宗连从少年到牺牲的轨迹。1903年,云宗连出生在鹿邑县姚庄村。祖上连考科举,算得上当地书香门第,家里挂满字画,却也练武。父亲云广锦喜欢舞枪弄棒,这对幼年的云宗连影响不小——识字练武两不误,让他不但能背四书,还能一口气翻过自家后院五尺高墙。1919年,他考进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门上刻着“中州大学”四个字,冯玉祥刚把它改名不久。在那里,他遇到赵博生,从此卷进时代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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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加入西北军,云宗连只是一名见习排长。别看官不大,警卫连天天跟着赵博生,耳濡目染,思想悄悄变化。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军接连被清共、被收编,赵博生愈发灰心。1931年11月14日,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把第二十六路军拉到宁都起义,成了红五军团。那晚,云宗连带着十几个青年军官偷偷换上布底草鞋,把大檐帽塞进了麻袋。军团改编第二天,他当了作战处处长,开始真正成为红军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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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他几次立功。第五次反“围剿”拉锯战里,他在黄狮渡带着三个排死守谷口,得到一枚三等红星奖章。1934年,陈赓在瑞金办步兵学校,把他调来当教员兼连长。学校并不安稳,学员刚学会射击就得上前线补缺。到湘江,伤亡惨重,学校被迫并入干部团。干部团有句顺口溜:“个个能当营长,排排都是硬汉。”从排长到上级干部队,统共一千四百余人,全是挑出来的精兵。

1935年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北上,大渡河成了生死关口。蒋介石密电川军:“共军必蹈石达开覆辙。”毛泽东决定分左右两翼并进泸定桥,形成夹击。红二师四团绕右岸先期奔袭,干部团随左翼日夜兼程。29日凌晨,四团开始强渡,桥板被撤、铁索裸露,敌人点燃桥头汽油。干部团机枪连被指定“顶到最后一刻”。当枪声密集到无法区分口令时,云宗连一跃而起,扑向燃油桶。第一桶被他踢进波涛,第二桶已滚成火球,他索性抱住冲下桥板。河水瞬间炸出火焰蘑菇,泸定桥终于捡回半截木板,后队得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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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官兵记得很清楚:那个高个子河南人落水处只冒出几次气泡,人就没再出现。干部团随后被打散补充各师,牺牲报告在转移途中遗失。新中国成立后,烈士名册有时只填“无名连长”。王月英在乡间听人说,丈夫可能早当了国民党军官,也可能去了台湾,可她守着一张军装照,一句“他不会坑害老百姓”,咬牙过完艰苦岁月。

1992年11月19日,民政部批复文件:云宗连,革命烈士。两周后,王月英病重,她让女儿把那张发黄的照片放入棺木,说了一句:“让他领我走。”照片贴着她的胸口,棺材就此合上。鹿邑的冬天格外湿冷,乡亲们抬棺时不约而同小声议论,这家总算有了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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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宗连留下的只有一张全身戎装照,却在六十年后让家属拿到应有的抚恤。如今,云姓后人仍在鹿邑,务农的、经商的、做教师的都有。院里那道老门重新刷了油漆,门楣上挂着“革命烈士之家”五个横匾大字——它们并不夺目,却在冬日阳光下泛出暗红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