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一个夜晚，重庆嘉陵江畔灯火摇曳。刘文辉披着军大衣踱到窗前，对副官低声感慨：“要不是那年没炸桥，今天的局面恐怕又是另一番模样。”副官没作声，却明白他指的是十四年前的大渡河。
把时针拨回1935年5月中旬，中央红军刚刚在金沙江边甩开追兵。蒋介石判断红军必沿川滇边继续北上，于是令川军、滇军、中央军三股力量层层设卡。地图上，大渡河像一条巨蟒横亘在红军和北方根据地之间，天险和旱季联合，把渡河的可能性压到最低。
红军赶到安顺场一带时，只剩寥寥数艘木船。薛岳主力后脚就到，强行渡河等于把几万人往激流里推。参谋部迅速比对多条路线，发现上游320里外的泸定桥是唯一能赶在追兵合围前通过的节点。桥若在，人可过；桥若毁，后路尽失。
当时泸定桥的防务归刘文辉川西警备司令部。刘系在四川诸军阀中既不是最强，也并非最弱，地盘散在川西十几个县，经济命脉则是雅安—泸定—康定这一条“茶马古道”走廊。桥不只是一道军事设施，更关系到盐茶运输、木材下运和地方税收。换句话说，桥在，银子也在。
蒋介石25日晚的密电传到成都，大意是“红匪必夺泸定，如有必要，可行毁桥之举”。电文用的是“可行”，不是“即行”。这句暧昧的措辞体现了南京政府对川省财政和交通的顾虑。彼时中央财政窘迫，重修一座百余米的铁索大桥，动辄数十万大洋，蒋本人也不愿轻许。
刘文辉手里可调的机动兵力不到两个整旅，他向雅安急派一个混成旅增援泸定。按惯例，川军行军速度常被戏称为“蜗牛”，从雅安到泸定山路崎岖，两昼夜是极限。刘料想有这点时间足够评估再决定毁桥不迟。可他忽视了红四团的行军纪录。
红四团团长杨成武接令后，平均每天急行军120里，29日拂晓抵达泸定城东。彼时泸定守军不过数百，且照例把子弹多数锁在军械所里。两支队伍速度的鲜明反差，直接让“炸桥”方案失去最后执行窗口。
还有一层刘文辉不愿言明的顾虑：如果红军被堵在大渡河南岸，势必在川西、川南与地方军阀周旋。到那时，蒋介石中央军借“清剿”名义大举入川，自己依托的地盘就可能被中央直接接管。炸桥等于帮蒋介石做嫁衣。相比之下，放红军北去，反而让中央军没了被四川军阀最忌惮的“借口”。
川康地区藏、羌、彝各族商旅也视泸定桥为生命通道。传言刘文辉要炸桥，当地头人立即派人递纸条：“若毁桥，茶马互市不复存在。”对长期依赖地方势力的军阀而言，这条提醒的分量不轻。
29日午后，红四团二十二名突击手沿铁索匍匐前进。守军拆掉木板、点燃稻草，可是射界被桥头民房遮住，火力无法成线。短促十余分钟，红军夺下西岸桥头堡，大部队随即排队过桥。刘文辉急电蒋介石：“敌已过桥，难以支撑。”这份电报现存台北“国史馆”，字迹潦草，可为激战实况作证。
回到重庆的深夜，刘文辉忆及那张电报，心底五味杂陈。当年他没按蒋的模糊指令摁下炸药，既有财计，也有政治算计，更有对地方利益的本能维护。结果不仅让红军跳出合围，也让他在1949年能够以“未与共军结怨”自保身家，从容宣布起义。
史料显示，若泸定桥当时被毁，红军主力需另寻船只，而薛岳追兵最快48小时可抵达安顺场。金沙江水位暴涨期不过数日，拖延一次也许就足够造成灾难。刘文辉的一念之间，改变的不只是泸定城的命运，也重写了随后十余年的西南政局。
关于“飞夺泸定桥是杜撰”的说法，近年来偶有流传。可翻检红军《作战通讯》、刘湘《川康剿匪战报》，以及外国记者斯诺当年的现场记录，交叉印证之下，战斗经过、参战兵力、牺牲人数都能对得上。所谓“无枪声”“无守军”的言论，不仅忽略了大量一手档案，也和当地群众口口相传的记忆截然相反。
至今，泸定桥边仍立着“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桥面早已重新铺上了坚实木板，可桥身依旧荡着当年那十三条铁索。历史无法重来，假设却发人深省：如果炸药点燃，川西或成另一片沙场，许多名字也许就永远停留在大渡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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