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9日凌晨，泸定城还没来得及醒，桥头却已是一片火光。机枪声、木板燃烧声、急促的脚步声夹杂在一起，像是要把大渡河两岸的山岩都震裂。冲在最前面的干部团机枪连连长云宗连刚把一只装满柴油的铁桶踢进江水，另一只桶便在他臂弯炸裂，烈焰席卷而来。几秒后，他抱着炸得变形的桶翻身坠入湍急的水里，身影消失在滚滚浪花间。身后的红四团突击分队顺势冲过桥面，再没有人顾得上回头。
云宗连的牺牲，当时只被记录成一句简短的战报：“干部团某连长阵亡，烈焰阻敌，保证主力通过。”在随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句话像被雨水冲淡的墨迹，几乎无迹可寻。士兵们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干部团余部在松潘草地上咬牙前行；而云宗连的姓名，却被埋进了草地更深处的寂静。
时间拨回1903年，河南鹿邑姚庄的王庄一带还保留着读书声。云家的族谱上一连写了好几名秀才，家族自诩书香。可在云宗连四岁那年，父亲云广锦突然在院子里扎了张靶子，拉着四个儿子练弓。读书与习武并行，成为云宗连此后性格里那股“文中带武、温中有烈”的底色。
1919年，他考进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也就是后来冯玉祥改名的“中州大学”。那一年五四风潮的热浪刚吹到开封，校门口贴满了学生誓词。云宗连第一次听到“民族”“共和”这些词，心里像过电。两年后，他追随赵博生加入西北军，身份从学生变成排长，再到警卫连连长。
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军被迫易帜。1928年，云家以“父亲病重”为由把他骗回家，一场匆匆婚礼让他与王月英结成夫妻。王月英送别时哭得说不出话，他只留下了一张戎装照：“革命胜了，我就回来。”这句话在妻子的心里刻了足足六十多年。
1931年11月，第二十六路军起义。云宗连在赵博生的名单里，被直接任命为起义部队作战处处长。随后红五军团成立，他升为37团团长，奔波在赣南、于都和瑞金的山岭间。陈赓看准他的指挥能力，把他拉进瑞金步兵学校任教员兼连长。教师、连长、学员挤在一间教室，黑板写着“步兵排火力协同”六个字，却总有人开玩笑：“连长，教完了就得打仗，可别只留课本。”云宗连笑着摆手：“真上战场，课本没用就撕掉。”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踏上长征。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的“铁筋骨”，部分老兵后来回忆，雪山草地最难熬的不是饥饿，而是行军时看见有人背包掉河里、有人掉队再也跟不上。云宗连总是那个把别人枪支、背包一揽子扛走的高个子。有人私下嘀咕：“连长这是把自己当牲口。”他嘿嘿一笑，不回答。
进入大渡河谷，蒋介石下达“就地歼灭”密令。红军左、右纵队与时间赛跑，目标只有一个：泸定桥。27日开始阴雨，江面水位蹿高，木栈桥缝隙冒出白浪。右岸干部团急行军，一天一夜几乎没合眼。29日凌晨抵达桥头，燃油、阻截铁丝、密集火力全都在等着他们。火光映在云宗连的脸上，他只来得及喊一句：“跟上！”随即冲了上去。几分钟后桥面火势被压制，红四团铺上十几块木板，再往前就到了对岸。
战争的硝烟散去，所有消息像被山风卷走。建国后，干部团幸存者各自分散在不同岗位，提起云宗连，多半只有一句“泸定桥那位云连长”。档案里没能及时补充他的籍贯、出生年，只写了“河南某地”，烈士名单因信息不全而搁置。
到了1990年5月，刘向三已是全国政协委员。那次去安徽亳州参加淮河水利会议，中午休息时有人提到“鹿邑距这儿不远”。他当场就愣住：鹿邑？那是云宗连的老家。临时借了辆吉普车，沿着省道一路问，一路找。巧的是，王月英还健在，已经是满头银丝的老人。她把那张发黄的戎装照拿出来，抚着相片，不停地说一句话：“我知道他没做坏事，他只是出门打仗。”
刘向三回京后立刻向民政部、总政陈情，要求补立烈士档案。文件在各部门之间辗转，直至1992年11月19日，民政部批复：“同意追认云宗连同志为革命烈士。”印章落下的那一刻，距离他坠入大渡河已过去57年。
20天后，王月英病逝。临终前，她嘱咐子女：“把你爹的照片放进我的棺材。”没有骨灰盒，没有合葬墓，一张照片代替了迟到的团聚。
云宗连的独女云素勤后来告诉来访者，母亲守寡多年，日子清苦到一度靠借粮度日。邻里曾劝她改嫁，她只摇头：“等他回来。”那句“等”在乡间成了口头禅，却没人想到，这份执拗最终换来的是烈士证和镶金边的立功簿。
近年来，鹿邑老家重新修缮烈士纪念碑，云宗连的名字被刻在正中。村里的孩子常在碑前玩耍，偶尔也会问大人：“他是谁？”大人们多半用最简单的话回答：“桥上掉下去，还让咱们过了河的人。”孩子们听不懂泸定桥，也未必懂大渡河，只记住了“掉下去”三个字，却足够他们在成长中慢慢咂摸所谓“牺牲”的意味。
云家的后辈如今散在各地，有在部队，有在学校，还有在工厂。提起那位牺牲在泸定桥上的先人，他们大多会露出一种既庄重又平静的神情：家里人说得最多的，是他当年背着同伴爬雪山、过草地，而不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火。也许在他们心里，英雄先是普通人，先是那个愿意替别人背枪的人，之后才是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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