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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公众号《校尉讲武堂》
引子：
前几天写了《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有王朝周期律》的上部“中国之外无盛世”，有位比较有个性的朋友留言，坚持认为文明的发展与体量无关。
由此联想到，关于西方伪史论是否能够成立，其实可以从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加以论证。
那么，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校尉以为，除了那位朋友不以为然的规模效应，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清晰且可以验证的信史记录，也即校尉常说的千年文明尺，二是对宗教进行彻底的世俗化改造，摆脱极端宗教思想、原教旨主义的禁锢。
这三个特征，并非孤立的，而是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
简单说，就是文明必须先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有可能进入信史时代，才有可能完成宗教世俗化改造。
而信史时代与宗教世俗化改造，本身又是互为因果、互相耦合、互相推进的关系：没有信史，就没有宗教世俗化，没有宗教世俗化，就没有信史。
壹：文明的规模效应
生命的演化，其实就是一道关于规模效应与统计规律的数学题。
因为宇宙足够大，所以虽然概率小到接近于零，却依然可以孕育生命。
以人为例。
假设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那么，每一个人的出生概率，小到只有五百万亿到一千万亿分之一。
这里的五百万亿到一千万亿，是一个男人一生可以产生的精子数量——一万亿到两万亿，乘以一个女人一生可以产生的卵子数量——五百颗。
因此，生而为人，不仅是宇宙的奇迹，也是数学的奇迹，是规模效应对于无穷小概率事件近乎神迹的加持。
要知道，在每个人出生的数百万亿分之一几率之前，还要经历无数次类似的筛选：从父辈到祖辈，从祖辈到远祖，从人类到类人猿，从类人猿到陆地脊椎动物，从陆地脊椎动物到两栖动物，从两栖动物到鱼类，从鱼类到海洋无脊椎动物，从海洋无脊椎到真核生物，从真核生物到原核生物，从原核生物到蛋白质……每一次生命的繁衍、每一次生物的进化，都是建立在规模效应之上的小概率事件，都必然服从统计规律。
基于规模的概率统计，既是生物发展的底层逻辑，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底层逻辑。
如果说宇宙运行的底层逻辑是数学理论，那么，生命演化的底层逻辑就是统计规律。
因此，作为已知宇宙唯一的智慧生命，人类的繁衍生息、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也必须服从统计规律。
而统计规律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就是样本足够大，这就是文明的规模效应。
以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文明为例。
英国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数万经过简单培训的产业工人、数千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工程师，就能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一个工业强国。
因此，在这个阶段，不仅英国、法国、德国这种传统的欧洲大国能够跻身工业强国，连比利时、卢森堡这样的小国，都能在发达工业国中占得一席之地。
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千万人口的国家、数十万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产业工人、数万经历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才能支撑起一个一流的工业强国。
因此，这个时候的工业国之争，基本就在英、法、德、日、美、俄这种体量的大国之间展开。
到上世纪末，数亿人口、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十万工程师，才能支撑起一个一流的工业强国。
因此，到这个时候，除了中、美、日，其他工业国，比如韩国、德国、法国等，都只能在部分工业领域保持优势，却无法支撑完整的产业链。
而到现在，中国覆盖全工业品类的工业体系，建立在十几亿人口、1.64亿高素质产业工人、3千万工程师的人才基础之上。
为什么说中国是人类工业文明巅峰？因为除非打破国家界限、实现人类大同，在当前的人类文明框架下，不可能再诞生与中国同等规模的工业国。
有人可能会提及印度。但规模不仅有数量要求，还有质量要求。中国的人口素质，在印度完成种姓制度改革、宗教世俗化改革之前，是永远达不到的。
就跟当年的中国一样，如果不推翻满清的皇权统治、民国的买办统治，同样很难打开工业国的大门。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国的实业救国，为什么始终走得如此艰辛，不是因为发展工业的路选错了，而是因为自己身上的病没治好。
有更大的规模优势，不一定能够催生更加先进的文明，但如果没有规模优势，却一定不会诞生先进的文明。
这也是校尉质疑被西方奉为亲爹的希腊文明的根本原因。希腊文明肯定存在，但以希腊的体量，却很难达到西方宣扬的文明高度。
同理，少数几个希腊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就能够与同时代的诸子百家相提并论，文艺复兴时期一个达芬奇，就能吊打中国两千多年积累的科技知识，同样不符合规模效应下的统计规律。
基于统计规律的规模效应，乃是文明发展最简单的道理、最基础的逻辑，如果跟上面那位朋友一样，对文明的规模效应都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那就根本没必要继续往下看，更没必要关注校尉讲武堂的其他文章。
夏虫不可语冰。
既然大家的思维方式根本就不在一个频段，又何必纠缠不休呢！
贰：基于规模的信史制度
除了规模效应，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个基本逻辑，就是基于规模的信史制度。
在部落时代，人类只能构建落后的原始文明。
因为部落的人口规模、领地规模、资源规模，只能支撑起最原始的科技水平、社会形态。
到奴隶制时代，人类文明有所进步，但依然只有黑暗神权统治下的史前文明。
因为奴隶制+神权的统治方式，决定了它的有效人口规模——即便建立了庞大的奴隶制国家，知识也被垄断在只占人口极小比例的祭司与贵族阶层内部，根本不可能推动科技进步，因而也就不可能推动人类文明进入更为高级的阶段——信史时代。
此外，祭司与奴隶主贵族，也不可能主动推动信史制度。
因为信史记录与神权、信史记录与奴隶制，本身就是对立的。建立信史制度的前提，就是科学与客观，这两大要素，正是神权与奴隶制的死敌。
这也是校尉判断印度绝对不可能取代中国的原因：今天的印度，其实就是一个披着现代民主体制外皮、骨子里却依然是神权政体+弱化版奴隶制的怪胎，不打破这种思想禁锢，印度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人口规模效应——受动物本能驱动的人形造粪机再多，也不可能推动文明的发展。
公开场合集体骚扰异性，这种行为与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没有任何区别
校尉一直说，信史记录就是文明的尺子，不仅如实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是客观评价人类文明发展唯一的标准。参见文明尺系列《文明的尺度：中美博弈，一场文明与公司的对决》
而人类进入信史时代的关键隘口，正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特定阶段。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奴隶主的地位，正来自于神权的加持，神权的膨胀，也来自于奴隶主的配合——如果不推翻奴隶制度、神权统治，就不可能建立信史制度。
因此，只有彻底打破奴隶制与神权统治，人类文明才能迈入信史制度所代表的新阶段，如果不能，人类文明就始终会在神权体制、奴隶制的低水平状态徘徊，甚至被无情地淘汰。
这是文明与专制、落后、野蛮、愚昧的终极斗争，尽管发生在未可知的信史时代之前，但从依稀的史料与考古遗迹之中，从欧洲教廷制造的黑暗中世纪之中，我们依然可以想象这场斗争的艰难与血腥。
补充一句，中世纪欧洲也算不上信史时代，只是在丝绸之路为代表的文明交流中，欧洲的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形成了部分零散的史料，但散落在教廷与封建领主手中，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和个人视角，既不全面更不客观。
实际上，在神权压制下，欧洲能够从奴隶制进化为半农奴化的封建领主制，同样离不开外来文明的启迪。换个角度看，欧洲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又能比奴隶制先进多少呢？领主制下的农民，彻底被绑定在土地上，与领主形成了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绝对算不得真正的自由民。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刺激，欧洲的中世纪，还不知要延续多少年。
幸运的是，在这场信史与神权、信史与奴隶主的艰难博弈中，中华先贤率先赢得胜利，为人类文明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
学界公认，古埃及是第一个触摸信史时代的人类文明，但他们始终未能打破神权与奴隶制的枷锁，始终在低水平的文明状态徘徊，因而轮番被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等外敌征服，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他们留下的圣书体文字，也只能交给西方文明去破译、解读。
自己的历史，只能交给别人定义，对文明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屈辱。而西方文明也利用大航海、全球殖民、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习惯了用他们的视角，来解构、定义、诠释其他文明。
这种羞辱，已经失去文明传承的埃及、希腊、巴比伦、罗马没有办法提出反对意见，但拥有人类文明唯一一把千年文明尺的中国，却绝对不能接受。
我们的文明，必须由我们自己来继承、发展、定义、解释！
人类的文明，也必须由中华文明这把唯一的人类文明尺来测量、标定！
再问一句，西方文明，连自己的尺子都没有，凭什么来定义、解释别人的文明？就凭脸皮厚吗？
这场关于西方伪史论的争议，绝不能简单地视为学术问题，而是关于人类文明的道统之争、定义权之争，也是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之争、发展理念之争。
校尉一直说，文科生天然就是民族的护道者、文明的辩经人。
人类文明的道统，本来就在我巍巍华夏，近现代才被西方抢走。文科生的历史使命，就是用好专属于中华文明的千年文明尺，把文明道统抢回来，而不是跟在西方史观后面舔痈舐痔！
回到正题。
古埃及的兴盛，是因为达到了奴隶制时代的规模上限；古埃及的衰落，则是因为他们未能突破奴隶制时代的规模上限。
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样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能永远在低水平重复，因为其他文明不会原地等待。
中国近现代的落后，也是因为迟迟不能打破封建皇权的禁锢、突破到新的文明阶段，从而被西方文明弯道超车。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
要突破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规模上限，就必须对人类文明的结构进行升级改造。
政治体制的不断升级，就是打破文明规模上限的唯一途径。
中国不是第一个进入信史时代的文明，但却是第一个打破神权、奴隶制禁锢，建立封建制、郡县制国家的文明，因而也就成为了唯一一个在信史火炬照耀下传承不断的文明。
文明唯一可靠的传承方式，就是信史。
有了信史记录，人类的知识才有稳定、系统、规范的传承，人类文明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迭代升级。
校尉认为，信史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灯塔。
相比之下，那些动不动就伪造历史，甚至连二战历史都敢篡改、否认的国家，非但不可能承担人类文明灯塔的职责，而且很可能演变为人类文明的耻辱。
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的文明自信、我们的家国情怀，正来自于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的信史记录。
尊重历史，不只是道德问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为否认历史，就相当于扑灭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火炬、折断了衡量文明水平的尺子。
因为有信史，中国人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崇拜筚路蓝缕、改天换地的先民，这就是中国人祖先崇拜的由来。
这与其说是祖先崇拜，不如说是文明崇拜！
因为没有信史，中国之外的文明，却普遍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因而只能将自己的来处归功于虚无缥缈的神明，这就是中国之外的文明，始终不能彻底摆脱宗教束缚的根本原因。
这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自我催眠！
实际上，在欧洲开启文艺复兴之前，中国之外、中华文明之外，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片没有信史光明的黑暗荒漠，彻底匍匐在神权统治之下。
我们看有信史记录的中国历史，就会看到清晰的文明发展逻辑线。
不管是王朝的兴替、民族的融合、领土的扩张，还是科技的发展、思想的蜕变、文化的变迁，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斗争、交流，甚至包括孔孟这样的大家族的传承，都可以找到明确的记录，都可以互相印证。
相反，缺乏信史记录的西方文明，就好比在门缝外跳来跳去的兔子，只有稍纵即逝的片段，完全无法形成完整的轨迹，更经不起互相印证。
中国有先秦诸子的文化巅峰，是因为有夏、商、周的积累，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西方推崇的希腊、巴比伦等古文明，西方的文艺复兴，却好比神龙一样，见首不见尾，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
这种断断续续的文明能够传承下来，并推动西方率先进入工业时代，不管怎么说，都透着一股奇特的诡异。
叁：宗教世俗化
正常情况下，信史记录与宗教世俗化应该同步出现。
因为信史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传承有了真实可靠的记录，不再依赖低效失真的口口相传、不再依赖特定阶层的歪曲粉饰，那些神神道道反常识、反逻辑的神话故事，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
在中国历史上，信史制度的建立，与对宗教的世俗化改造，便都是在商周时期完成的。
信史制度建立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巫史分离——也即记录历史的职能从巫祝身上剥离，建立了专门的史官制度。
宗教世俗化的标志，就是所谓的神政分离——也即神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巫祝无法再直接干预行政体系的运行。
而失去行政权力的加持后，神权自然衰落，中国也就拥有了对宗教进行世俗化改造的基本条件，进而形成了世俗化的文化土壤。
到这个时候，宗教已经不可能再控制、禁锢、束缚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不管是本土产生的道教，还是外来输入的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土壤中，都被剥离了极端宗教思想、原教旨主义糟粕，蜕变为一种游戏人间的生活方式、一种思考人生的哲学道具。
校尉始终认为，中国的道教、佛教，其实与儒家一样，都只是一种哲学思想流派，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职业技能，而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
回到正题，继续看不为人知但却直接造就了中华文明唯一性的巫史分离。
通常认为，中国的巫史分离，主要发生在西周前期。中国的信史记录，同样是从西周开始。
尤其是从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周厉王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用年份来记录历史，形成了无可置疑的编年体信史记录。
相比巫史分离，神政分离开始的时间更早、过程更复杂，大致从神话时代的五帝绵延到商周，最后同样在西周时期定型。
具体说来，五帝颛顼时期开始推行“绝地天通”改革，将神权收归中央，设立专门的官方巫祝，禁绝民间巫祝行为，可以想象，在此之前，大概率还有一个神天分离的过程，也即将具体的神明转变为概念上的天，从而虚化神明的作用；商周时期进一步削弱巫祝所代表的神权，推行尊祖抑天，用祖先崇拜取代原始宗教、用宗法关系取代君权天授；到西周时期，基于宗法的继承制、分封制与基于礼法的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彻底完成了对神权体制的替代。
此后的中国，就形成了王朝兴替靠君权天授、王朝内部传承靠宗法关系的基本格局，神权只在特殊历史阶段起作用，却无法干涉王朝的正常运行。
巫祝阶层就此彻底与神权剥离，只留下了观察天象与记录史书的职能，逐渐变成了专业的史官。
到东周时期，中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史官制度。周王室衰落之后，各诸侯国纷纷建立自己的史官制度，以抢夺文明定义权，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史料，形成了更加真实可信、可以互相参考的信史记录。
可见，文明定义权之争、文明道统之争，绝非近现代的新课题，而是人类文明发展永恒的主题。
不过这次巫史分离、神政分离，依然留下了一个小尾巴，那就是史官依然兼具观察、解释天象与记录历史的职能。
前面说了，当皇权不稳的时候，君权天授的理念依然可以影响王朝兴替，因此，掌握了观天职能的史官，便成为了贵族、士大夫阶层制约皇权的重要道具。
因此，即便巫史分离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官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
关于这点，大家可以看看《史记·太史公自序》，尤其是这两句，“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言下之意，司马氏虽然因为掌握军权担任司马而得到司马这个姓氏，但司马迁更看重太史令的史官职业，对于家族职业，司马迁充满了家族自豪感。
也就是说，如果有得选，司马迁可能更愿意叫做太史迁。
正因如此，《史记》之中，司马迁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个历史事件，齐太史兄弟不惧死亡前赴后继记录崔杼弑君，展示了中华史官特有的风骨——但这种风骨，既是作为贵族、士大夫代言人的地位塑造而成的，也是史官家族监督行政权力运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司马迁也秉承了史官家族这种可贵的品格，因此他才会为李陵仗义直言，遭受腐刑后，依然在《史记》中秉笔直书，留下了武帝朝诸多犯忌讳的史料。
正因史官的相对独立性，到魏晋时期，皇权再次发威，剥夺了史官的观天职能。
由于皇权不断集中，在不断膨胀的皇权打压下，史官的地位与风骨逐渐消失，最终沦为皇权附庸。
宋朝的烛光斧影、明朝的三大案，便都是史官失去独立性后形成的历史悬案。
简单归纳，巫史分离、神政分离，乃是建立信史制度的两个基本前提。至于后来史官被剥离观天职能，对信史制度的运行其实反而是一种损害。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史书，除了涉及皇权的极少数内容可能存疑，其余99%，不管是天文历法、山川地理、民间风俗、宫廷礼仪，还是自然灾害、官员更替、财政收入、人口数据，都是真实可信的。
就人类文明发展而言，关于皇室阴私记录的瑕疵，并不影响中国官方史书的权威性、系统性，更不影响这把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千年文明尺的准确度。
也正是利用这把尺子，我们才更能发现西方史观的漏洞。
重复一遍，文科生要承担好辩经任务，就一定要用好中国独有的千年文明尺，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也是先民最大的恩泽。
正因中国很早就实现了巫史分离与神政分离，完成了对宗教的世俗化改造，所以才能推动中华文明进入了信史时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文明高峰，形成了中华文明独有的王朝周期律现象。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先秦诸子百家，这是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哲学巅峰，一句天人合一，界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准则，一句天下大同，界定了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准则。
直到今天，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我们依然不能偏离这两句话的指引。
相反，西方文明，直到将近两千年后的文艺复兴之前，依然处于基督教神权+半农奴封建领主制之下，既没有摆脱神权禁锢，也没有完全脱离奴隶社会。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西方却忽然跳跃式地进入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阶段。
这就好比，中国始终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最严格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本科、研究生这么一路走来，最后成长为一位合格的教授。
而西方却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然后忽然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
前面说了，按照西方自己的解释，西方文明是跳跃式发展的，先在希腊、罗马等古文明身上跳来跳去，然后忽然跳到了文艺复兴，然后天上又掉下个达芬奇，以一己之力反超了中国历代先贤两千多年的科技积累。
结语：
评价西方文明史的置信度，对具体史料、遗址的考证是一个方法，但对执行者和受众的要求太高。那些关于史料、遗迹真伪的辩论，普通人根本听不懂。
但从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西方文明史就是反常识、反逻辑、反规律的。
因为它没法解释，以当时的农业条件，土地面积不过十万平方公里的希腊，怎么支撑起数百万的人口，而没有数百万的人口，又如何催生足以与先秦诸子媲美的希腊古典哲学。
因为它没法解释，在没有经过宗教世俗化改造、在没有长期信史熏陶的前提下，西方文明，怎么就能从愚昧黑暗的神权+半农奴封建领主统治下，一跃进入文艺复兴。
因为它没法解释，一个达芬奇，怎么就能横跨几乎所有的人类知识领域，从理工科到文科，从天文、地理到哲学、艺术，从工程设计到人体解剖，从数学理论到光学应用，从飞机模型到军事武器……都取得了当时最为领先的成绩。
上述领域之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上述领域中的任何一项技术，即便是人类最聪明、最智慧的顶级人才，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够解决其中的一项，可达芬奇就是都解决了。
牛顿虽牛，也只解决了数学、物理领域的部分难题，并且数学、物理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
爱因斯坦虽牛，研究成果也只集中在物理领域。
其他如高斯、莱布尼兹、欧拉、黎曼等人再天才，他们的成绩，也在常人的理解范围之内。
唯有达芬奇，如果否认东方文明的流入，那就只能用外星人灌顶来解释。
就此而言，说西方文明是伪史，其实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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