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深圳比亚迪总部园区里，数万名工程师与产业工人穿梭于各产线时，远在台湾的郭台铭或许会想起20年前，那个被他公开斥责“吹牛”的参观者王传福。
2024年，比亚迪全年营收达到7771亿元，员工总数突破96万人，其中仅电子代工业务就贡献了1596亿元收入，这个曾被贴上“新能源汽车企业”标签的公司，如今已悄然成为能与富士康比肩的全球制造巨头。
这个跨越不禁让人感慨，当年那场震惊业界的“挖角风波”，早已不只是两家企业的恩怨，而是中国制造业从“代工依赖”走向“技术自主”的缩影。
故事还要从2003年说起。要知道，当时的富士康可是全球电子代工无可争议的王者，而比亚迪还只是电池领域的一个挑战者。那年，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参观了富士康的生产线。
参观结束后不久，富士康遭遇了大规模“挖角”。超过400名核心员工，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从富士康转投比亚迪。更令郭台铭愤怒的是，比亚迪随后推出的电池生产线，与富士康的产线高度相似。
这场风波迅速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争。富士康在全球多地提起商业秘密诉讼，指控比亚迪不正当竞争。郭台铭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对王传福的轻蔑，甚至曾在股东大会上质问巴菲特：“您敢不敢坐比亚迪的车？”
当时的富士康规模远超比亚迪，手握苹果等全球顶级客户，资金实力雄厚。相比之下，比亚迪显得势单力薄。正是这场看似实力悬殊的对抗，开启了中国制造业的两条不同道路。
20年后的今天，比亚迪用一组硬数据回应了当年的轻视。2024年，比亚迪总营收达到7771亿元，同比增长29.02%；净利润402.54亿元，同样保持强劲增长。员工规模方面，比亚迪全球员工总数已突破96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总数。这意味着，比亚迪直接为近百万家庭提供了生计保障。
在研发投入上，比亚迪2024年的研发费用高达541.61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超过1800亿元。公司拥有12.16万名研发人员，覆盖电池技术、芯片设计、电控系统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比亚迪的电子代工业务已达到1596亿元规模，成功切入苹果iPad、iPhone钛合金框架等高端供应链，同时拿下了华为等国内科技巨头的核心订单。通过收购捷普等公司，比亚迪进一步强化了在精密制造领域的能力。
两家企业的根本差异，在于完全不同的制造哲学和商业模式。富士康走的是纯粹的代工路线，赚取加工费用，高度依赖客户订单。这种模式的优势是灵活性高，可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但劣势同样明显——缺乏核心技术，在产业链中处于被动地位，利润空间有限。
比亚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全产业链垂直整合。从电池原材料到芯片设计，从电控系统到整车制造，比亚迪几乎涵盖了新能源汽车的所有关键环节。这种模式前期投入巨大，但一旦形成规模，就能构建强大的竞争壁垒。
2020年全球供应链危机期间，比亚迪的这种模式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当其他车企因芯片短缺而减产停产时，比亚迪凭借自主研发的芯片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保持了正常生产节奏，市场份额大幅提升。
其实，王传福与郭台铭的竞争，本质上是两种制造理念的较量。郭台铭曾认为，制造业的核心是“建厂房、招工人”，通过规模效应和高效管理降低成本。而王传福则用20年时间证明，“技术研发才是不可替代的竞争力”。
这种理念差异体现在两家公司的人员结构上。富士康的员工以产线工人为主，而比亚迪的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显著更高。这反映了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的转变。比亚迪的垂直整合模式也带来了协同效应。汽车业务和电子代工业务可以共享研发成果，比如电池技术可以同时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芯片设计也可以在不同业务板块间迁移。
这种模式的最大价值在于自主可控。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技术封锁加剧的背景下，拥有完整产业链和技术自主权的企业，具备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
不得不说的是，比亚迪的快速扩张也伴随着争议。有人质疑96万员工规模是否意味着“血汗工厂”模式的延续，也有人指出比亚迪的利润率相对较低。
这些表象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产业逻辑。96万个岗位中，有超过12万是研发人员，这标志着比亚迪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大规模就业本身就是重要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
至于利润率问题，在汽车行业存量竞争的阶段，比亚迪采取的是“以规模换市场”的策略。通过相对较低的利润率，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待市场格局稳定后，再逐步释放利润空间。这种策略在消费电子行业已经被反复验证是有效的。
相比之下，特斯拉等外资车企虽然利润率更高，但在中国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比亚迪则实现了大规模就业与技术升级的双重目标，更符合中国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其实，王传福与郭台铭的20年竞争，已不再是个人恩怨的延续，而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富士康开启了中国代工制造的黄金时代，证明了“中国工人”的效率与价值；而比亚迪则让中国企业长出了“技术大脑”，实现了从“世界工厂手脚”到“自主产业核心”的跨越。
两种制造模式各有其历史价值，但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下，拥有技术自主权和完整产业链的企业，显然掌握了更多主动权。当比亚迪的工程师们在新落成的研发中心里调试最新一代电池技术时，他们可能不会想起20年前那场“挖角风波”，但正是那场风波，开启了中国制造业从“跟随”到“引领”的艰难转型。
如今，比亚迪的96万员工和年超500亿的研发投入，正在回答郭台铭当年的质疑——是的，我们不仅敢坐自己造的车，还敢把车卖到全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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