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的那个清晨，长安城是被一抹血色惊醒的。
皇宫北门玄武门，本该是帝国最威严的门户，此刻却铺着一层黏稠的红。
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尸身，就倒在这门口，让整座都城都为之一窒。
秦王李世民活了下来，几天后，他走进了太极宫，权力像一件不合身的旧袍子，从他父亲李渊身上，缓缓滑落到他的肩上。
后世总爱把这天的事归结为一场激烈的兄弟火并，一次被逼到墙角的绝地反击。
人们说，那是一个年轻人走投无路时的冲动。
可如果真是冲动，为何长安城外的驻军纹丝不动？
如果真是仓促行事，为何太子宫和齐王府的两千精兵赶来，却连一扇门都冲不破？
这不像一场冲动的豪赌，倒更像是一场精心布置的围猎。
猎物，就是他的大哥、小弟，甚至包括那位高高在上的父皇。
这盘棋，李世民早已布好，玄武门的那声弓弦响，不过是收官的落子声罢了。
洛阳的粮仓，藏着另一场战争
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在洛阳待了足足三个月。
在明面上，他是安抚百姓，处理战后事务。
但在暗地里，一场无声的战争已经打响。
王世充留下的大批粮草，并没有全部上缴国库，而是被悄悄地、一车一车地转移，最后囤进了秦王府在洛阳的秘密仓库。
在那个年代，粮食就是底气，就是控制人心的硬通货。
有了粮，就能养兵，就能在关键时刻稳住城里的局面。
李世民不光是藏粮，他还借着处理洛阳事务的机会，提拔了二十多个当地的将领。
他对这些人说的话，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共掌天下”的许诺。
这种许诺，对那些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人来说，比金银财宝更有分量。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在玄武门最可靠的力量。
大哥李建成不是傻子，他隐约察觉到了洛阳的异样。
他不止一次地向父皇李渊告状，说二弟在外面拥兵自重，图谋不轨。
可这些话，传到宫里，总像是石沉大海。
秦王府的谋士房玄龄等人在朝中上下周旋，一边在朝堂上把事情淡化成“兄弟间的寻常摩擦”，一边和后宫打点关系。
信息在层层宫墙之间被过滤、被延迟，李渊听到的，只是儿子们之间的一些小矛盾，真正的危险，被藏在了平静的水面之下。
长安的将军们为何都成了“聋子”
玄武门那天，最奇怪的现象，莫过于长安城内外驻军的死寂。
皇宫门口杀得天翻地覆，喊杀声恐怕半个城都听得见。
从李建成被杀，到他的部将冯翊、薛万彻率领两千多东宫卫队赶来反扑，在玄武门下厮杀了不短的时间。
这么大的动静，长安附近的驻军不可能毫无察觉。
只要李渊一道旨意，派个心腹拿着虎符去调兵，最近的部队很快就能赶到皇宫平乱。
可偏偏，没有一个兵过来。
李渊这位皇帝，在那一刻忽然发现，自己成了个调不动兵的光杆司令。
难道是他顾及父子亲情，不愿出手？
这显然说不通。当时宫门外乱作一团，他根本不清楚李建成是死是活。
就算知道了，皇帝的权力面前，亲情往往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他还有别的儿子，自己也正值壮年，完全不必急着交出一切。
真正的原因，是李世民早就动了这步棋。
在动手之前，他已经说服了当时唐朝军中最有分量的两个人物，李靖和李勣。
这两位军神级的人物，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整个帝国军队的动向。
有了这两人的默许，长安城周边的军队自然都选择了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当李渊想调兵时才发现，自己手里已经没牌可打了。
秦王府那区区几百府兵，之所以敢在天子脚下动手，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不会有任何外力来干涉这场“家事”。
一扇门，两个叛徒，和一支致命的箭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天还没亮。
李世民带着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十来个人，悄悄埋伏在了玄武门的门后。
他们身上穿的铠甲，还是秦王妃长孙氏亲手为他们一一披上的。
没过多久，李建成和李元吉骑着马来了。
他们对玄武门的守将常何非常放心，因为常何明面上是太子的人。
可他们不知道，这位常何，早就被李世民重金和承诺收买了。
就在李建成一行人刚刚进门，他似乎察觉到了异常，猛地一勒马缰，想掉头。
但晚了。身后的那扇沉重的大门，被常何下令关上了。
黑暗中，一支箭射来，正中李建成的脖颈，当场毙命。
这支箭，来自他的亲弟弟李世民。
旁边的李元吉慌了神，也想拉弓反击，却被尉迟敬德一箭射下马来。
混乱中，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卫队被迅速解决。
这场伏击的成功，不仅仅靠一支箭。
它背后是一连串精密的准备。
东宫那边也不是全无防备，他们原本计划借着为李元吉北伐突厥送行的机会，在昆明池设伏，除掉李世民。
可这个计划，被东宫率更丞王晊提前泄露给了秦王。
王晊这个关键人物的策反，让李世民拿到了“正当防卫”的口实。
他不再是被动挨打，而是师出有名地“清君侧”。
池边的皇帝与殿上的新朝臣
玄武门的战斗结束后，尉迟敬德浑身是血，披着甲，提着矛，径直闯进了宫内。
此时的李渊，正和大臣裴寂、萧瑀等人在南海池上泛舟。
看到尉迟敬德这副模样，李渊大惊失色，厉声喝问他来干什么。
尉迟敬德叩拜在地，声音却异常平静，他说，“皇太子与齐王作乱，秦王已举兵诛之。
恐惊动陛下，特来宿卫。”
李渊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他明白，一切都结束了。
更让他心死的，是身边人的反应。
当李世民随后赶到，面对着父亲时，他身边的两位心腹大臣，萧瑀和陈叔达，几乎没有一丝犹豫，立刻站出来劝李渊立秦王为太子，并将国事交由太子决断。
这两个人，都是李渊最信任的门阀重臣。
可李渊到这时才明白，他们也早已是李世民的人。
自己被彻底架空了。军队调不动，心腹大臣也反水了。
就连之前被他贬出长安的房玄龄等人，不知何时也已秘密潜回，出现在了李世民身边，为他策划了这一切。
李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两个月后，他被迫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很多年后，已是贞观盛世。
有一次，太宗李世民心血来潮，非要看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
当他看到关于玄武门之变“六月四日事”的记载时，觉得史官写得“语多微隐”，不够坦荡。
他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
他要求史官们“削去浮辞，直书其事”。
当然，是按照他的意思，去“直书”。
这位靠着一场完美谋杀登上权力顶峰的皇帝，在最后，还要亲手为自己修一部无可挑剔的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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