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8日凌晨，延河水面泛着薄雾，窑洞里的煤油灯还亮着。毛主席合上战役地图，顺手翻到《三国志》魏书，嘴里念了句“司马懿忍而后发，可畏”。身旁的周恩来提醒：“时间到了，该出发了。”就这样，中央机关开始沿着清凉山脚下的小路分批撤出延安。
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决定“重点进攻陕甘宁”，胡宗南集团十万余人自洛川、富县一线扑来。前线侦察电文接连传到枣园，形势逼人。撤离延安的决定并非仓促，毛主席早在2月底就预判胡宗南必走“先头猛插、后续合围”的老路，因此提出“先打外线、保存灯塔”的方针。许多干部第一次听说要主动放弃延安，心里犯难，任弼时劝大家：“离开延安不等于丢掉信心。”
车队在羊肠山道上艰难前行。黄昏时分，毛主席坐在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看见沟口炊烟，他轻声问任弼时：“如果司马懿指挥胡宗南这一路，会怎么走？”任弼时想了想：“恐怕不会硬冲，而是扯住我侧后路先。”毛主席点头：“胡宗南性急，蒋介石更急，他们都缺那份耐心，所以还不如司马懿。”
这句话并非一句玩笑。在毛主席眼里，司马懿的厉害并不止于“空城计”那次迟疑，更在于他善于保存力量、伺机反扑。自青年时代通读《三国志》起，毛主席就对各家人物作过批注。他评价曹操“功过参半，然善用兵、善用人”，说刘备“重义轻势，感情用事终误大局”，而论到司马懿，却写下“沉潜蓄势，终成大事”八个字。
离开延安当夜，警卫员端着一碗小米粥送到车上。毛主席放下书，招手让小伙子坐在车阶边：“小鬼子攻打长沙，我也撤过一次；今天撤延安，用的是同一条理——敌进我退，但要退得有章法。”他拿火柴在空中比划，“司马懿火牛阵对诸葛亮，大局未动前从不莽撞，我们现在也不能被胡宗南牵着走。”
车队折向陇东，陈赓传来电报：晋南我军一举端掉敌整编三十师。毛主席读完，朗声念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周恩来笑问是不是《孙子》。毛主席摇头：“不，是曹操注《孙子》里的一段。”随后把电报递给任弼时，说道：“司马懿讲究势，胡宗南只顾点，点被拔掉，势也就没了。”
数日后，党中央在青化砭附近落脚，新华社迅速发出“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稿件，打破舆论“共军主力受困”的谣言。延河对岸，胡宗南进入空城，扑空之后慌忙调头搜山，却始终摸不清中央机关去向。此情此景，王家坪留下的电话兵回忆：“国民党飞机炸的都是空院子，那一天像对空气宣泄仇恨。”
延安并未荒废。毛主席早已指示地方干部“留下骨干、掩护生产”，让根据地成片星火连成线。等到七月，米脂、横山之间的羊马川会议敲定“运动战牵制，集中歼敌”的新部署，刘志丹当年留下的游击办法又翻了出来。毛主席对身边参谋说：“司马懿若在此处，也会游移拉扯，不会让对手摸到腰眼。”
有意思的是，就在胡宗南陷入找不到“主力”的焦躁时，蒋介石在南京连发数封急电，要求其“速捕匪首”。毛主席看到截获的电报后批道：“急则生乱。”他告诉任弼时：“蒋的弱点是求速，胡的弱点是求功。两人合在一起，还比不上司马懿把握节奏。”这段话后来被作战科写进“敌情分析”，作为干部夜校的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并不是单纯推崇司马懿。1950年，他曾向军委作战厅强调：“司马懿多疑，猜忌过甚，我们要学其韬略，忌其多疑。”随后又举例曹操“令败军者死”一事，说明“苛法不足取”。在他的视角里，古人没有绝对模板，关键要提炼可为我所用的东西。
从陕北转战一年，中央机关共转移数十次，行程上万里。每到夜宿，毛主席常在马灯下翻阅《通鉴》《三国志》和《水浒》。警卫员说他最喜欢用树枝在黄土地上画阵势，有时一边画一边琢磨，“如果诸葛亮有无线电，会不会给司马懿来个声东击西？”这种“假设推演”后来影响了解放战争后期的正太、淮海诸大战役沙盘推演方法。
1948年春，西柏坡作战室墙上挂起整幅华北地图。毛主席指着大别山，回忆去年撤离时的判断：“没有耐心的对手，总会露出马脚。胡宗南想当雷霆，却被牵着鼻子走；司马懿会躺在临淄静等良机。”说罢，他走出作战室，天色微亮，远处鸡鸣。有人问接下来怎么打，毛主席回答：“让时间帮我们削他锐气，再一锤定音。”
这一锤，最终落在1949年。淮海战场歼灭杜聿明集团后，陈毅向北平报捷电。当晚，毛主席把电报放到灯下，轻声念：“仲达虽善守，终究不得志；蒋、胡守不住，也无翻盘本钱。”任弼时点头：“看来，司马懿还是难觅。”毛主席沉吟片刻：“难觅更好，不然要多费几年工夫。”
历史就是这样铺陈展开。延安的窑洞早已被重修，游客常在炕上拍照。墙角那盏老式煤油灯依旧静静立着，灯芯焦黑。讲解员偶尔会提到那句评语——“胡宗南、蒋介石都不如司马懿”——如今回听，仍能感到当年战局暗流汹涌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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