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六年正月，老家宿松的雪还没化尽。檐角的冰棱慢吞吞地往下滴水，段光清把最后一件蓝布棉袍叠进包袱。
中举的狂喜，早就像屋檐的雪水，渗进土里，凝成了枕下那本磨得发亮的账本——张启煊的五十两贺仪、二十多户递来的田产挂名契、案头堆着的请托信……
茅草屋悄没声换成了青砖瓦房，碗里的稀粥，也不知何时变成了冒尖的白米饭。他袖子里那枚新刻的“道光乙未举人”私印，被摸得温润。他心里门儿清，就这方石头疙瘩，短短几个月，已把全家从泥淖里硬拽上了高台。
如今，他得带着这招牌，去北京博一个更大的功名：会试。说来也怪，同样是远行，心境却天差地别。当年卖田赶考是孤注一掷，这回确成了一次从容的挑战之旅。
中举后的日子，说是天翻地覆也不过分。妻子石氏不用起早贪黑，孩子们也穿上了簇新的棉袄，连咳嗽多年的母亲，也终于能看名医吃好药，气色一天比一天好。乡绅张启煊允诺的三进宅院，早就住了进去；
更实在的是那每年一百多两的 “挂名费”—— 这还只是开头。《清史稿・选举志》写得清楚，举人 “田赋免额千二百亩”，富户们挤破了门把田契往他手里塞，图的不就是借他的功名，在税赋簿上勾掉自家的名字？
他再也不是那个为半吊钱，得对差役赔笑的穷酸秀才了。如今进城，知县会遣人在城门口候着，客气地递上一块“回避”牌。当年在城门口夺他钱的差役，老远望见他的轿子，“扑通”一声就跪在路边，头埋得低低的。
特权带来银子，也垒起了更高的台阶。会试，就是下一道必须跨的门槛。从家里到北京，三千里风雪，往返少说两月。车马、舟船、食宿、打点，加上京城的房租、交游、备考，没有六十两雪花银，这门槛休想迈过去——这已远超县太爷一整年的正俸。
动身前，他特意绕道巢县，去收一笔弟弟早年的木材旧账。这趟绕路，既是为多攒些路费，也是用今日的身份，去了结昨日的一桩狼狈。
行户蒋老板见他一身举人公服登门，慌得差点打翻茶盘，不仅即刻结清欠款，还额外封了份厚礼，嘴里不住念叨“仰仗段老爷日后照拂”。段光清坦然受了，他知道，这份恭敬，和他袖中私印的分量，严丝合缝。
上了进京的官道，他们和一伙太邑举子搭了伴。段光清打心眼里瞧不上这帮人，后来他在书里写，“太邑发人比吾邑原多，然其风气似不如吾邑忠厚”。话说得含蓄，实际那伙人的跋扈劲，头一天就让他皱紧了眉。
就说他们雇的车夫，也学会了狗仗人势，对驿丞呼喝，跟小贩压价，开口闭口“我家老爷如何”。段光清冷眼瞧着，像在照一面不堪回首的镜子——他太熟悉被踩在脚下的滋味，因而对踩人者，有种生理性的厌恶。
行至高唐州，沙路难行。一辆满载的山东驴车陷在坑里，堵住了道。太邑的车夫非但不帮忙，反倒抄起车棍，没头没脑地抽打对方车夫和驴子，哀鸣与求饶声刺耳。
段光清本可以闭上眼。冲突双方，一边是同行举子的奴才，一边是陌路的贩夫，与他何干？可那一刻，驴子眼里惊惶的倒影，莫名就和多年前宿松城门差役那张蛮横的脸重叠了。
他掀开车帘，声音不大，却让那根挥在半空的棍子僵住了：“他的车载重八百斤，不是不想让，是让不了。你我车轻，退几步不过片刻功夫；在这儿斗气误了考期，你说，孰轻孰重？”
路途的艰辛，远不止于人心。漕船在黄河破冰而行，颠簸得像狂风里的簸箕，他吐空了胃囊；驿站的官马瘦得嶙峋，“例饭”粗糙得拉嗓子；更有胥吏查验“火牌”时，斜着眼暗示“茶钱”才能快些。段光清没掏银子，只递上一封宿松同乡、一位翰林院编修的便函。那胥吏瞥见落款，脸色瞬间春风化雨，恭恭敬敬盖了章。
他又一次印证了那个心照不宣的规则：在这套森严体系里，人情织就的网，其分量时常胜过叮当作响的碎银。
四十多天颠簸，马车终于滚进北京城。巍峨的城墙投下巨影，隔开的是另一重更复杂的规则。按清朝科举定制，举子应试，须有同乡京官出具“结状”担保身家清白，这叫“认保”。
客店里满是操着各地方言的士子，鱼龙混杂：有人豪阔地独包单间，也有像他这样精打细算合租的，更有许多“举人老爷”要去挤大通铺；而如他同乡般，借着应试名头夹带烟土贩卖牟利的，更是大有人在。一道房门隔开来，便是各自不同的心思。
至于担保的事，他早有盘算。通过同乡引荐，他拜见了一位在都察院任职的安徽籍御史。后来他回忆，过程“十分顺利”：门房通传，书房看茶，谈话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客气与距离。辞别时，他奉上十两给门房的“硃敬”（名义上是给门房的谢礼），外加一方上好的姚峰砚作薄礼。
道光十六年春天，北京贡院“至公堂”匾额下，段光清提着考篮，再次走进那片弥漫着尿骚与墨香的号舍丛林。
会试的号舍同样狭窄（不到2㎡），像口竖起来的棺材；春寒也更为料峭，砚台里的墨能冻出冰渣，他得先呵上半炷香的热气，手指才听使唤。九天三场，是精力与心气的双重熬炼。他亲眼见过有同年染病昏倒被抬出去，也听过隔壁在终场锣响时，爆出彻底崩溃的嚎哭。
在这里，地域、家世、人情的屏障，被暂时强行剥离。所有人，无论来时是八抬大轿还是徒步千里，此刻都只剩下最原始的装备：一具能扛的肉身，一颗塞满经义的脑袋，一股不甘沉底的心气。
发榜那天，段光清的名字，终究没出现在杏黄纸上。
失落吗？那是当然。三千里风雪，六十两雪花银，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意义。但他没像当年那位连考五科、鬻尽家产的老秀才一样崩溃——当时那人瘫坐在地，死死抓着他袖子，涕泪横流地喃喃：“完了，这下全完了……”那场景，像根刺扎在他记忆里，哪怕为官多年后也记忆犹新。
按当时规矩，落第举子多在京盘桓半月，拜会同乡、打探消息、处理杂务（穷的干脆不回乡，留在京城打工待考，比如杜凤治）。离京前，他依礼向那位担保御史作了辞谢，跑了些同省前辈的关系，又与几位同乡小聚，听些官场风声，这才不紧不慢地清算盘缠，筹划归程。
中举像一剂强心针，虽未助他鱼跃龙门，却给了他承受失败的底气和韧性。他心里有本账：即便此路不通，凭着“举人”功名和积攒的家底，回到宿松，他依然是受人敬重的“段老爷”。那条经营田产挂名、等待“大挑”授官的路，虽不耀眼，却足够安稳踏实。
人嘛，脚下有路，心里不慌。
后来，他又试了两次，皆未高中。直到道光二十四年，四十七岁的他，参加了为多次落第举人设立的“大挑”。这场由亲王主持的选拔，标准直白得很：“先取强壮，后取人品，年太轻恐不晓事，年太老恐不任事”。凭借一副稳健体魄和端方举止，他列名一等，被任命为浙江某地知县，终于蹚进了宦海。
站在北京城外回望，段光清心里透亮：乡试是撞开一扇门，会试是登堂入室。他拼尽全力，未能入那堂奥，但那扇被他撞开的门里透出的光，已足够照亮全家，也让他看清了门内世界的辽阔与幽深。他的科举征途，终结于举人，但这对于一個三代务农的家庭而言，已然是一场辉煌的胜利。
他在《镜湖自撰年谱》里淡淡写道：“吾家三代务农，至吾始脱泥涂。”话里听不出太多波澜，只有一個从底层摸爬上来的人，对那条唯一窄梯，最深刻也最平静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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