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天，南京玄武湖畔的某机关礼堂里，一场主题为“隐蔽战线往事”的报告会刚一结束，坐在最后排的中年听众姚一群愣在原地。他反复琢磨讲台上那位白发老太太说出的两个名字——舒曰信、沈伊娜。那分明是父亲姚子健几十年来挂在嘴边的革命伙伴，可父亲自称只是个运输地图的“小跑腿”。到底谁在谦虚？谁又在遮掩？带着疑团，姚一群回到家中，直奔书房。
“爸，您常念叨的舒曰信到底什么来头？”
“老同学，老战友，怎么突然问起？”
“报告会上人家说他是中央特科的骨干。”
老人放下茶杯，眉头一皱，沉默良久，只回一句：“我真不知道。”
姚家小院的夜灯亮到深夜，父子俩对坐，翻出那盒早已发黄的笔记本、火车票根、旧地图。纸张脆得一碰就碎，可字迹仍清晰。姚一群越看越确定：父亲与普通测量员的身份不符。于是，求证的旅程从这间小书房启程。
把时间拨回到1934年4月。年仅十九岁的姚子健，正蹲在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的制版车间，埋头研究胶版印刷。那年春天，他被同乡舒曰信引荐，悄悄宣誓入党。组织把他安排进“情报科”，却从未透露“情报科”背后就是中央特科——那个在黑暗中与敌人搏杀的刀尖。
在学校念书期间，他白天学习测绘，夜里练习铅印、晒版，熬得灯芯见红也不叫苦。此后，凭着手艺与“学生兵”身份，他顺利进入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待遇不薄，闲暇也多；但他嫌“太清闲”，主动申请转入第五股——专门保管军用地图的要害部门。外人只当他是“图纸匠”，殊不知，一份份樟脑味的地图被他悄悄复制，连同部队番号、调动时间，一并塞进公文包。
每逢周末，他总是准点踏上开往上海的夜车，第二天早晨在公共租界的咖啡店里，把情报交给已与女党员沈伊娜结婚的舒曰信。咖啡杯撞击瓷碟的清脆声里，完成的是与时间赛跑的暗号。上午谈笑风生，下午返回南京；同事们只当他是去“见见世面”，谁也想不到一幅幅红军前出路线的底图早已由此流向瑞金、延安。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震动中南大地。测量总局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先到武昌，后抵重庆。紧要关头，姚子健向上级“熊先生”报请上前线，想扎进枪林弹雨。组织却让他前往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整理情报，联络侨界。半年后，他北上延安，在抗大深造，再被分派到苏豫皖抗日根据地。其后数年，辗转华中敌后，担任政治教员、机要干事，直到抗战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已过而立之年的姚子健返回南京。数十年间，他历任市政、电子工业部门要职，谨慎沉稳，从不在人前夸耀过往。身边的人只知道他少年家贫、识图精准，想不到那双写公文的手，曾在昏黄油灯下复制过敌军布防。
六十年代的政治风浪突至，他在国民党测量总局任职的履历被揪了出来。幸亏当年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出面作证，那才化解了一场风暴。可老人依旧被埋在历史尘埃里，没拿到一句官方的肯定。到八十年代，他已过花甲，当年的战友多半散落各处，或已作古，他心里对自己的“身份”仍是半信半疑。
直到那场2001年的报告会。姚一群陪父亲拜访沈安娜，两位白发老人对坐，细碎往事一点点拼合：周末夜车、玄武湖交接、王学文的暗号本……“从你的支线来看，你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系统，”沈安娜放缓语速，“这就是中央特科第四科——情报科。”听到“中央特科”四字，姚子健轻声喃喃，“原来真的是那里”，泪光闪烁。
随后的调查佐证了沈安娜的判断。国家相关部门调阅史料，翻出王学文留下的交接记录，又在陕西档案里找到曾与姚子健同组的“熊先生”笔记。所有证据拼在一起，空白终于补全。2001年底，中央有关部门向姚子健颁发了“老特工”证书，确认其自1934年至1938年在中央特科履职的历史。
荣誉来得迟，却并不迟到。第二年清明节，老人专程回到家乡宜兴，在祖坟前摆下一张泛黄的制图底版，“这是我当年的‘枪杆子’。”他说完，久久凝视远处山川，像是在和当年那个热血少年对话。
岁月从不言语，却擅长铭记。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几近瓦解，幸而一拨又一拨年轻人无声地递补了空缺。姚子健只是其中一员，却在暗夜里递出方向盘，在风雨里筑起暗线。若无偶然的讲座，他或许就带着疑惑走完余生。2018年1月12日，103岁的姚子健安静离世，他那本褪色的测量笔记如今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封面一行细字，依旧清晰：“1934，南京，制图科第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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