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16日清晨,昆明上空的空气格外沉重,第一声防空警报划破了天色还带着寒意的街巷。行人四散,商铺瞬间落下木板门,蜂鸣般的喧闹随即归于寂静。对云南而言,这样的场景并非偶然,而是整整七年里反复上演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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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日军空袭,人们往往想到上海、南京、重庆,却忽视了距离前线数千里的云南。山高谷深,人口稀少,看似并非战略首选。日本却在1938年至1945年间出动上千架次,对昆明、蒙自、保山、腾冲等二十余座城市实施狂轰滥炸。仅昆明就记录了142次空袭,参战飞机累计1009架,为何穷追不舍?

第一层原因与“活命之路”直接相关。滇缅公路贯通昆明与缅甸腊戍,全长960公里,翻越澜沧江、怒江、保山高黎贡山。1939年后,华中、华北多条内陆线被日军切断,太平洋方向又被封锁,西南成为唯一可供大量军火、汽油与医药进入中国腹地的走廊。日本陆军在缅北推进受阻之际,干脆把空军搬到越南河内与老挝沙湾拿吉,组成所谓“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专职摧毁公路桥梁与沿线城镇。飞机比坦克更快,炸弹比步枪更省力,只要炸塌关键节点,中国后方就会陷入断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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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滇缅公路的设计者早就给“吃炸弹”预留了空间:路线贴山、临谷,视线遮蔽;桥头堆满预制梁板,炸塌一座,十几个小时就能拼起临时浮桥。有人形容工程队是“移动蚂蚁”,被炸一次,爬出来,再铺一次。1940年下半年,日机向公路投弹约千枚,线路真正中断却只有三个月零十三天,这还包括英国为保守缅甸而主动封锁的三个月。日军飞行员在战后回忆,“从天上看,一条小路躲在藤蔓和云雾里,几乎找不到”。公路炸不断,日方战备消耗却持续攀升,愈发恼怒。

第二层原因指向云南本身的兵源与工业潜力。抗战爆发前,云南机械能力并不起眼,但随着西南产业大后撤,昆明、蒙自、个旧迅速建立精炼厂、兵工厂、弹药装配线。滇军第60军、第71军整训于此,远征缅甸时表现尤为突出。日军作战部认为,若不停歇轰炸以“瓦解士气、破坏基地”,可逼滇军退守高原深处,减轻缅北及华南前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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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模式因此分两类:一类专炸城市,消耗民心;另一类盯紧铁路、公路与桥梁。1939年4月,昆明南郊高陡坡机场竣工,立刻遭遇零式轰炸机十二次破坏,跑道反复修复。工程师罗挺一边测距,一边对警卫员说:“炸完,我们照样铺石料”。短短一句抱怨,透露的却是当时维系后方的那股倔强。

有意思的是,日军的算盘并未完全打准。1941年7月,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逐步抵达昆明、丽江数个野战机场。陈纳德在简易机库前对队员叮嘱:“一旦见到九三式轰炸机,咬住尾流,不给第二轮。”同年12月23日,十架日机掠过龙门山口,飞虎队两队共起飞十二架P-40,二十分钟击落九架,昆明民众在地下掩体里第一次听见敌机残骸掉落的巨响。自此,日本的空袭频率明显下降,起飞高度被迫提高,准确率随之大幅降低。

然而,局部胜利无法阻挡整体危险。1942年5月4日,保山遇到最惨烈空袭。当天适逢五四青年节,运动会正在县立中学操场举行,城内涌入大量难民与撤退工兵,人口激增至平日三倍。上午10时42分,29架九七式重轰炸机自怒江峡谷穿云而出,先投下百余枚100公斤炸弹,再分两批低空扫射。两小时后,火势蔓延, 房屋、剧院、粮仓悉数焚毁。次日清晨,日机又至,保山周边的板桥、隆阳数镇几乎被抹平。官方难以统计确切伤亡,地方志粗略估算死亡逾一万,伤者不计其数。那片城区此后两年均无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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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炸了,河里搭筏。炮填谷,钢轨继续铺。”这是滇西防守部队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它透露着冷硬,也折射出云南能抗住狂轰滥炸的原因:地形险要、交通筑修灵活、群众动员迅速。怒江惠通桥就像缩影。1942年5月,日军沿公路逼近,宋希濂命第十一集团军掩护桥梁破坏。桥身炸坍,敌人被迫绕道,而中国工兵三天后又在上游架起钢索索桥供己方通行。短短几公里,双方拉锯数月,谁也不敢轻言放弃。

到了1944年9月,滇西战局迎来转折。中国远征军配合美军340、341轰炸机大队,从畹町、芒友出击,夺回腾冲,彻底粉碎日军对滇西的长期占领。机场、仓库、工坊陆续恢复,昆明夜间终于可以点亮街灯,不必再等警报结束才交易米面。日本方面因太平洋战事吃紧,无暇再派大机群越过安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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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投降令下达,昆明民众在街头试探地抬头仰望,久久没有听见熟悉的轰鸣声。七年的高原空战结束,20余座城市陆续清点废墟与伤亡。统计表上,飞来昆明的日机总数被定格在1009架,而“滇缅公路中断不足百日”的注脚,依旧写在所有盟军后勤教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