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5日凌晨四点，大理下了一场细雨。张满坐在出租车后排，车灯把水雾切成一段段白线，他的手心全是汗。这一天距离再审只有三天，他却格外清醒——第一次走进法院，是二十八年前，身份是嫌疑人；这一次，他要讨一个交代。
时间拨回到1989年12月14日夜里。七里桥乡下兑村漆黑如墨，四声闷响划破宁静，王学科一家四口命丧家中。案发现场留下的，只有一串39码血脚印。由于缺乏目击者，警方最初给出的画像含糊不清：身高一米六五以下，体重约六十公斤，二十五岁左右。村支书张满听完法医汇报，当场摆手：“光靠鞋印，查不到真凶。”谁也没想到，这场他认定难破的案子，最终却把他自己推入深渊。
五年后的1994年，案件突然“有了突破”。死者父亲王世明找到派出所，指名道姓称张满就是凶手。短短两天，张满全家被以“协助调查”为名带走。看守所阴冷潮湿，顶灯发出嗡嗡杂响，张满连续五昼夜被禁止进食饮水，只剩皮带、木棍、烟头在皮肤上留下新旧不一的痕迹。“招不招？”办案人俯身低吼。张满咬着牙，坚持一句话：“我没杀人。”
第六天深夜，审讯室门被推开，“你老婆孩子受不了啦。”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划过他的神经。他沉默到天亮，终于写下唯一一次假供：递烟、石块击倒王学科、锄头加菜刀行凶、作案后鞋衣抛进洱海。口供写完，他嚎啕痛哭。第二天，他获准见到妻子，确认家人暂时安全，立即翻供。警方按照他“交代”的抛物点在洱海打捞，无果。
此后两年里，收容、威胁、停水、停粮轮番上演。刑侦队见硬的不行，换软的：让妻子在他面前下跪，想逼他再次认罪。张满怒喝：“证据对上你就枪毙我！”最终，1996年8月，案件凭一把锈锄头“尘埃落定”。这把锄头长137厘米，血迹在中部，与最初勘验记录中“134.5厘米、头部血迹”完全对不上号，却被法庭视作“铁证”。
1997年3月，大理州中级法院宣判：张满，故意杀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6000元。检察院认为量刑偏轻而抗诉，他则认为自己被冤枉也上诉。1999年，云南省高院维持原判。张满被押往云南第二监狱，入狱那天，他对狱警说：“你们把我折磨不死，就等我翻案。”
监狱里的张满，用针和蓝墨水在左右手臂各刺一字——“怨”“仇”。他写申诉信，写报告，几乎逢人就讲案情。2002年，他收到云南高院“驳回申诉通知书”，理由是“证据不足以采信”。针扎般的失望后，他坚持记录：日期、来信单位、回执号，一笔不落。新规落地后，2007年减为有期，2009年再次减刑。2011年因严重心脏病保外就医，可回到家，他连父母的背影都见不到：守了半辈子田地的老人早已去世，临终前还把500元塞给小女儿：“等你二哥出来。”
张满没有休息。他算过一笔账：普通平邮八块多，特快二十一块，家里种地收入有限，只能寄平邮。八年间，他陆续寄出一百多封申诉材料，有的飞往昆明，有的直投北京。村民张双社等当年“证人”陆续翻供，称系受威胁所致；赵体昌2016年对媒体坦言：“不作证就出不来。”纸片般的证明逐渐叠成案卷厚度。
2018年3月19日，73岁的张满刑满释放。那年夏天，律师仲若辛在朋友口里得知此案，主动找上门：“四条人命案却不判死刑，很反常，我帮你免费辩护。”透过发黄的卷宗，他判断——疑点多、证据链断裂、口供前后矛盾，这是冤案。云南省检察院同年启动复查，两年后向高院发出再审建议。
2021年12月13日，云南高院正式决定再审。张满按时吃药，天天测血压，只求别在最后关头倒下。“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把案子翻回来。”他说这话时声音嘶哑，却异常坚定。
2022年1月28日，法庭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宣告张满无罪：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判那一刻，他没抬头，只是长叹一声。走出法院，他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是：“去买鞭炮。”那天大理街头爆竹声连成一片，村民们抬头望向天空，才知道几十年的“杀人犯”成了清白人。
冤案推翻，后续并未结束。国家赔偿程序启动，张满计划起诉当年刑讯逼供者。律师统计，光精神损害抚慰金就超过百万元。可他最看重的，是判决书上那两个字——无罪。
案件折射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刑侦技术不足、程序意识淡薄、侦审不分的通病。此后二十多年，取证规则、排非举证、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陆续完善，科技手段也飞跃升级。与张满同样遭遇的群体，借此迎来昭雪机会。
至于张满本人，当被问及今后打算，他顿了顿：“身体许不了多长时间，只想把房子修一修，给孙子留个遮风的地方。”说完，他望向远处田埂，那里曾是他当村支书时领着乡亲修渠的地方。
雨停了，云层破了一道口子，斜阳照在七里桥乡的土墙上，老人的背影在光里拉得很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