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柳州站的灯光在薄雾里闪烁，韦国清掸去军大衣上的水珠，心里却盘算着另一件事——广西省会到底落在哪座城。火车汽笛划破寂静，争论已持续近十年，却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轻易让步。
广西旧省会的故事得追溯到元明清。那时的桂林居中北、背靠漓江，素有“桂林八桂之冠”之誉，官员和学子多出此地，南宁甚至排不进前三。可19世纪末，法军越过安南，逼近广西边境，南宁因贴近前线成为新建的提督衙门所在地，自此政治分量节节攀升。
清末海关数据显示，1907年南宁对外贸易额已赶超桂林。北洋时期，陆荣廷借机推动省会迁移，1912年省议会表决，省府文号正式盖在了南宁。然而，新桂系掌权后顾虑海防安全，1936年又把牌子搬回桂林。三十年里省会三易其址，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1949年12月，第四野战军进入广西，张云逸任广西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到任第一天在南宁府城墙上看远山，参谋递上三份报告：桂林、南宁、柳州各自的优劣一目了然。桂林楼宇现成，可“桂北孤悬”；南宁靠边境，可“交通疏阔”；柳州工矿发达，可“腹地略小”。张云逸直接请示中央，成为建国后首次省会讨论的开端。
1950—1957年七年间，中央先后组织三轮评议。周恩来、董必武倾向柳州，理由是工业重镇、铁路枢纽；中央军委不少同志看好南宁，强调国防纵深。争论未有定论，各地干部在京开会时常笑称“广西三张凳子，总要挑一条腿”。
时间来到1958年1月，党的南宁会议召开，西南各省主要负责同志云集。韦国清抓住机会，再向毛泽东汇报柳州方案：人口密度适中、铁路线伸向湘桂黔，省内南北交通半日可达，财政支出也能压缩。屋外木棉花簌簌落下，他言辞恳切，希望一举定音。
毛泽东沉吟片刻，抬头笑道：“主席，柳州更方便。”韦国清话音刚落，毛泽东回了八个字：“眼睛不能只看脚下。”寥寥几词，把大家拉回更宏阔的棋盘。北京被定为首都时，也曾在地理、经济、国防之间衡量；同理，广西省会的意义不能仅限一省，更要面向东南亚全局。
会后形成的备忘录罗列了南宁的几条硬指标：第一，临近越南，易于援外与边境管控；第二，人口基数大，1937年统计已超过四十万，位列全省首位；第三，地势平展，扩建成本低；第四，少数民族聚居区环绕，有助民族团结；第五，国道可西通云南、东联广东和福建，战略通道一线贯穿。
相比之下，桂林在新桂系活动影响仍存，且喀斯特地貌崎岖，铁路线建设困难；柳州虽然工业强，但当时城区人口不足二十万，腹地可持续扩张有限。综合权衡，中央政治局同年3月批准《设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定》，首府为南宁，至此十年纷争定音。
1958年秋，自治区铭牌悬挂在南宁民族大道的门楼上。机关大院里摆满新迁来的打字机和电报机，来自桂北、柳州、百色的干部陆续到岗。老百姓爱打趣：“南宁终于把凳子坐热了。”笑声背后，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国家布局，而非单纯的地理权宜。
值得一提的是，自治区成立后，中央在南宁设立援越物资转运站，日均列车七列，公文编码“K24”一度成为边境线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母组合。1965年前后，援外干校、翻译学校相继落户南宁，也从侧面印证了1958年决策的前瞻性。
从数据看，1960年南宁工业总产值较1957年翻了一番，柳州则凭借“工业副省会”定位继续扩厂，两城齐头并进。省会之争画上句点，却促成“三城竞速”的局面：桂林巩固旅游中心，柳州冲刺重工业，南宁扛起行政与外向门户。三足鼎立，为后来广西整体提速打下基础。
回看那场持续近十年的较量，争议点不止在城市名份，更在如何平衡国防、民生、民族和对外通道。毛泽东一句“眼睛不能只看脚下”，在广西大地留下深刻回响，也让“地理”与“政治”这两张牌被更缜密地叠放在一起。决策者的视野，往往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未来走向，而城市的走向，又会在历史长卷里留下深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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