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开国将帅授衔典礼刚结束。人群散去时,48岁的韩先楚把元帅大将们一一道别,随后转身钻进一辆吉普车。同行的军区干部回忆:“车里,他只说了一句——‘授衔是荣誉,更是担子。’”一句平常话,道尽他的性子:宁肯顶着压力,也绝不为私事开口。
来到福州军区的第三年,海防演习正紧锣密鼓。凌晨五点,司令部大楼灯光亮起。韩先楚披着风衣走出办公室,随口喊道:“小姚,五分钟后出发。”那声招呼,对年轻的姚贵科而言就是命令。此时的姚贵科才二十七岁,刚从省军区调来,心里直打鼓:传说中的“韩老虎”,到底有多凶?事实证明,凶不凶先不说,能熬夜又能起早是真。
福州沿海形势复杂。韩先楚认为,海防建设无小事,连一处简易掩体的尺寸都得亲眼测量。他习惯拎着皮尺和速写本蹲在浪花前,秘书负责记录。当地干部打趣:“韩司令不是来检查,是来干施工队长。”这种“事必躬亲”把姚贵科锻炼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渐渐地,原先的顾虑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钦佩。
1969年深秋的一个夜里,台风突袭闽南。前线电话接连响起,报告哨所受损。韩先楚披雨衣、提马灯,硬是摸黑赶到海岸线。姚贵科追在后面,鞋子灌满了海水。风浪声里,韩先楚喊:“守得住哨所,就守得住海防!”短短一句,夹着海腥味,却让身旁战士忘了寒意。这场抢险通宵进行,第二天早上六点,天边刚泛鱼肚白,他才让部队轮换休息。
不久,兰州军区传来调令。1973年3月15日,韩先楚改任兰州军区司令。有人疑惑:从沿海到戈壁,差距太大。韩先楚却拍着尘土说:“保海疆和守边疆,一样重要。”抵兰第一周,他骑着吉普车跑了两千多公里,探查河西走廊要塞。车坏在戈壁,他干脆扛着水壶徒步走;秘书跟着一步不落。当地战士笑称,这两人像一双磨破底的靴子,戈壁沙砾磨不烂。
有意思的是,韩先楚到了西北反倒活泼些,闲下来会问姚贵科:“咱们高原用什么羊肉煮面最好吃?”不过,说到工作丝毫不松。甘肃某地修建军需仓库,需要征用民田,谈判几度僵持。韩先楚没派人,而是亲自进村,与乡亲席地而坐。他说:“国家要仓库,群众要生活,两头都得顾。”最终用调换土地加补偿的方案敲定,效率高,矛盾小。此后几年,仓库群如期完工,成为西北军区的“生命粮袋”。
1979年2月,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中央急需精干干部支援总部筹划,韩先楚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姚贵科随行。二人并肩奋斗已十三年,无需多言,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需要哪份资料。有人打趣:“韩司令一挥手,老姚就知道下一页是哪段。”
1986年春节前夕,韩先楚积劳成疾,在武汉住院疗养。2月初,他的胃出血反复,体重骤减。医护劝他静养,他却惦念着手头那份东南沿海防御方案修改稿。“文件要过细,别让后来人多跑一趟路。”这是他对姚贵科的交代。秘书抱着厚厚几摞资料南下,火车一晃二十二小时。
3月4日傍晚,病房只亮一盏台灯。韩先楚躺在床上,示意姚贵科靠近。他声音沙哑:“跟了我半辈子,还没有正儿八经的编制职务,我总欠你一句交代。”姚贵科忙摆手:“首长,工作在哪我都行,别挂心。”病床上的老人摇头:“不能再拖。”说着,向床头摸电话。那部黑色座机接通时,他只说两句话:“老余,我求你一件事。给小姚落实个合适岗位,他能干。”对话不到两分钟,却是他生平头一次为私事开口。
同事回忆,那夜韩先楚表情凝重,好像正在下最后一道军令。姚贵科却红了眼。他明白,这是一位上将能给部下的最高褒奖。之后,韩先楚病情短暂稳定,然而夏初再度恶化。5月15日凌晨,他大口吐血,被紧急转入ICU。仪器提示多脏器功能衰竭,医生数次抢救。床旁的姚贵科不敢离开,拿着记录本记下每一次医嘱。
10月3日7时40分,心电监护仪停止了跳动。噩耗传出,医院长廊一下子静得可怕。整理遗物时,警卫在抽屉里发现一张折痕明显的小纸条,上面是韩先楚手写的五行字:姚贵科,忠实可靠,恳请组织予以重用——落款时间,1986年9月20日。
追悼会设在北京八宝山礼堂。灵柩两侧花圈挤满长廊。许多老战士握着军帽,眼眶通红。人群中,姚贵科神情肃穆,手里攥着那张纸条。有人轻声询问,他只是摇头:“老首长替我操心太多。”话音低,却把韩先楚最后一次“破例”的用意道得清清楚楚。
韩先楚离开后,中央很快给姚贵科安排了新岗位。工作通知下达那天,老战友揶揄他:“总算脱离‘全天候秘书’身份喽。”他笑笑,没有回答。每逢清晨五点半,他仍习惯性醒来,好像耳边又听见那声熟悉的催促:“小姚,走了!”
就这样,一位从不求人却在生命尽头为部下说情的开国上将,用行动演绎了何为“先人后己”。他未留豪言,但熟悉他的同僚都信服:韩先楚的字典里,没有“私利”二字,唯一的例外,写着“安置秘书”五个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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