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深夜的北京钓鱼台灯火通明。躲在帕基斯坦航班里辗转抵华的基辛格对周恩来轻声说了一句：“我们需要找到共同语言。”这场秘密会谈后来被称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钥匙。半个世纪过去，他已届百岁，再谈中美冲突，却把焦点放在“谁会真刀真枪跟着美国上战场”上。
2023年的纽约，基辛格在一场小型酒会里被问到中美开战的可能性。他先抿了一口红酒，然后慢悠悠地回答：“别把盟友的支票当成兑现的支票。”这番话不长，却让在场的退役将领们陷入沉默。随后流出的版本提到，他点了三个名字——英国、加拿大、以色列。
为啥是这三家？先把时间往前拨。1950年10月朝鲜半岛烽火初起，美国招呼联合国军旗号，最终跟着冲锋的共有二十二国。可真正在战场上投入重兵的，不过英联邦几个兄弟和土耳其、泰国等少数部队。英国当时一万余人，加拿大六千多，美国之外数目最多；别的国家，多是象征性出勤。大浪淘沙，铁杆一目了然。
进入冷战后期，1982年的马岛海战给伦敦敲了警钟：没了美国的情报、空中加油和卫星定位，皇家海军不一定挺得住。英美之间的安全纽带被再次拧紧。与此同时，北约框架下，多数欧洲国家在财力、兵源、国内民意上对海外冲突越来越犹豫。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德法都只是象征派遣医疗分队，而伦敦却跟着华盛顿硬扛了十多年。从数据上看，英国每年国防预算里约一成直接用于与美国的联合项目，这种深度绑定让其想抽身都难。
再看加拿大。它与美国横跨8851公里的陆地边界长久无设防，自九一一后，两国在防空预警、海空通道监管上共用同一张网。渥太华每年与美进行的联合军演逾百次，武器体系几乎完全兼容。地缘与装备依赖，使得加拿大在政策上对美国形成天然“顺磁性”，朝鲜战场如此，科索沃、阿富汗仍然如此。真要爆发大国冲突，渥太华很难作壁上观。
以色列看似离太平洋事态很远，可是中东这把火离不开华盛顿的油。1973年赎罪日战争，美国空运三万多吨物资救场；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爱国者拦截伊拉克飞毛腿，把以色列从“被迫参战”拉了回来。特拉维夫对美国战略依存度之高，决定了它在关键时刻多半还得押注同一张桌子。更别说美国国内犹太游说力量对白宫、国会塑造政策的现实影响。
有人会问，日本、韩国不是美国在亚太的关键同盟么？纸面上看是，可真要跨过核门槛，与中国直接厮杀，东京与首尔得先算一笔账——本土距离东风系列导弹不过数百公里。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远火打击范围已覆盖其核心港口与空军基地。再加上日韩与中国经贸体量动辄数千亿美元，随便断一段航道，对两国经济都是“休克疗法”。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更可能提供情报、后勤、基地，而非大规模派兵。
也有人提到澳大利亚。堪培拉近年跟着美国在南太搞“小多边”，声量挺高。然而澳军总兵力不过八万出头，部署到前线得从国内抽骨头。20世纪70年代的越战后，澳洲社会对远征参战的支持度一直不高；再加上对华贸易占出口近三成，真刀真枪地卷进去，代价不菲。基辛格据说调侃过：“袋鼠跳得远，可不一定敢跳到火线。”
回到“为什么美国盟友多，敢冲锋的少”这个话题，基辛格总结了三条因素。其一，核威慑。中美都是拥核国家，参战即意味着首都可能面临毁灭性打击，普通选民不会轻易点头。其二，供应链。中国已是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任何国家考量战争成本时，都会把“断链”风险算进去。其三，硬实力。今天的中国不再是19世纪末的半殖民地，更不是1950年的“一穷二白”。常规武器、远海投送、防空反导均跻身世界前列。谁都明白，帮美国去碰这样一个对手，收益未必能覆盖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不出兵”并不等于“袖手旁观”。一旦冲突失控，北约成员国仍可能提供卫星侦察信息、后勤补给、金融制裁配合。但从海空师团到地面机械化部队，真要插上星条旗直接对抗解放军，目前只有伦敦、渥太华和特拉维夫显示出足够政治意愿。换言之，这三国与美国共享的不只是利益，还有生死攸关的安全神经。
有人反驳，这种判断是不是低估了美国对盟友的指挥力？别忘了，1990年海湾战争，美国在安理会拿到授权，四十多国参战。可那一役的对手是经济规模不足美国百分之一的伊拉克。面对核心态势完全不同的大国，参战门槛早就不是同一个量级。华盛顿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频繁强调“印太小北约”，反复高呼“价值观同盟”。喊得越响，恰恰说明心里越没底。
百岁高龄的基辛格常被问及“美国应当如何面对崛起中的中国”。他多次提醒决策者：如果华府只靠武力威慑而忽视内政整合与经济竞争力，所谓同盟体系就像一张绷到极限的网，关键时刻可能撕裂。他用一句颇具哲理的话收尾：“战争从不是检验友谊的最好方式，却常常是检验利益的最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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